朗空

次日，恩来又发表了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通电，指出，东江各地应实行“民权”，坚持“民治”，“党政府下之民权，是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劣绅的”，因此，被少数人控制的各县议会应予解散，而“限期召开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衷，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
        恩来就任两天，一个演说，一个通电，在汕头以至在东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期待：新任行政委员大别于旧衙门那种“徒恃一纸空文”的官僚作风，要召开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实现总理训政主张，实施总理建国方略。
        恩来在就职的第二天，就为主政东江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计划、为各属行政会议的尽快召开而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设计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交通等方面的调查纲目和统计表格，让杨嗣震、周逸群、黄鳌、麻植、李公侠等人分别调查统计；他召集赖先声、杨石槐、彭湃、李春涛等人商讨施政计划、方案；他参加汕头市政府、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部门、团体听取各方意见和提案。
经过近十天的筹备，总体设想趋于完整之际，恩来再次召开汕头各界代表会进行座谈。会上，代表们对三个月来总政治部在汕头铲除苛政给予高度好评，也对今后的新政寄予厚望。恩来接着进行演说，指出铲除苛政只是革命军应尽之责，但积极的建设工夫，却因革命基础欠佳和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侵扰，仍未进行。然建设工夫与自由平等一样，必须民众去求之，方可得到。他又就新政之总体设想作了介绍，请代表们修整补充，以期完善。代表们又纷纷发言，热烈地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
会后，恩来用三天时间对总体设想进行修改补充，使其趋于完善，并定下了行政会议召开的具体事项。2月14日恩来致函广东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报告了东江行政会议的召开时间、参加人员和具体议题。2月16日，他致电东江所述各市、县长，各机关，各团体，通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的具体事项，预告将要讨论的市政建设、教育方针、改善工农生活、发展商业等议案。
为了使行政会议的召开有一个有利环境，恩来还加强了东江地区社会秩序的管理，加强政纪和组织整顿。2月16日，将拒绝上缴财政收入的惠阳县长撤职；2月20日，利用被派为改组委员会委员的机会，将汕头市国民党党部进行改组，使其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2月22日，广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汕头市开幕。会场设于汕头市外马路90号岭东商业学校内。东江各市、县长，教育局长，各市县工、农、商、学、妇女等团体的代表95人，特邀代表24人，出席了大会。会议收到各代表的提案及计划书177份，调查报告、统计资料180份。上午各代表报到，统一安排食宿；召开预备会议，发放完整的会议材料，选举周恩来、何应钦、杨石槐、彭湃等7人大会主席团，通过了大会议程。下午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恩来致开幕词，大会秘书处宣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国民革命军第1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汕头市国民党党部、汕头外交后援会等单位发来贺电或贺信。
23日上午，恩来向会议作政治报告。他在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注意政治。”接着，恽代英作了国民党“二大”报告，何应钦作了军事报告。
23日下午、24日、25日，各市县长、教育局长及群众团体报告;市长报告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报告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概额、行政计划、治安急务、警察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长报告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报告农工状况调查、生活改良、新知识灌输；商会报告商务发展、商品出入口调查、商业知识灌输、外国奢侈品入口增减额调查；妇女协会报告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此外，还通过了致电慰劳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提案。
从26日起，分专题讨论代表所提提案，其中包括：绥靖、行政、财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妇女、商务等提案。会议共通过了九十三件议案。会议开了九天，于3月3日闭幕。
行政会议后，恩来全力推进行政委员公署实施会议的各项决议。首先，取消各县团防局，组织武装警察和人民自卫军，维护社会治安，开展清匪斗争；其次，统一财政，划一度量衡，统一货币，收回当地货币“土毫”，禁绝私运铜币进口；第三，支持革命运动，发展、巩固工会、农会、商会和妇女协会，支持各县农民自卫军、农军建立；第四，积极开展地方建设，筹备推行修筑省路公债，制定疏浚港口、治理河流、造林植树、架设电话等项计划。
恩来在推行实施行政会议决议案的同时，思考着更深层次的地方行政治理问题。他认为要真正实现“人民参加政治”，必须组织并定期召开地方国民会议。于是，他在行政会议后就电请国民政府颁布广东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便地方执行。
行政会议一闭会，恩来催着颖超去梅县看望母亲。颖超却因筹备潮汕地区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而推迟。
经过精心准备，3月8日，潮汕地区盛况空前的妇女界纪念大会在汕头市明星剧院隆重召开，来自本地区17各县的妇女代表1千多人与会。恩来和颖超一起出席了会议并都发表了演说。颖超在演说中，介绍了“三八”节的由来、意义和国内外几年妇女运动情况，动员潮汕各阶层妇女支持国民革命，在革命斗争中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
恩来在演说中指出，“女性受压迫原因，是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因此，“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他号召妇女要与被压迫的男子团结一致，共同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取得翻身解放。
两天后，颖超带着恩来特为母亲买的礼物去了梅县，在那里执行整理国民党党务和发展妇女运动的任务。可是她没有想到，在她离开汕头六天后，恩来也离开了汕头。
原来，3月16日，恩来同时接到了广东国民政府免去他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和蒋介石命他立即返穗的电令。他稍作安排后，当日即乘船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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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冷对恶流
        3月17日下午，恩来一回到广州，就去向蒋介石报到。他在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见到蒋，后去设在旧造币厂的广州卫戍司令部才见到蒋。
        “总指挥，我回来了！”恩来见到蒋，仍按原来在东江时的称呼招呼道。
        “噢，周主任，回来啦！”蒋介石似乎有点意外的慌乱地应道。
        恩来又同正在与蒋说话的伍朝枢、王柏龄等四五个人大方地招呼道：“各位好！打扰各位的谈兴了吧！”
        “没有没有。周主任好！好，周主任同校长谈吧。我们告辞。”伍朝枢等人连忙告退。
        “总指挥，有什么任务要恩来去做吗？”众人离开后，恩来问道。
        “噢，没什么没什么任务。”蒋神色阴郁、吞吞吐吐地说，“恩来，路途劳顿，你休息吧。”
恩来敏锐地感到蒋介石似有异样，立即离开造币厂去区委，准备向延年通报在东江情况、了解中共中央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的会议精神、研究当前形势。可是，延年路经上海仍未回来，仅宣传部长张太雷在值班。两位志同道合的同龄人进行了亲密而深入的交谈：恩来通报了在东江工作情况和返穗的原因；太雷讲了布勃诺夫率苏共政治局使团本月10日到达广州的近况。
“泰来，在这时局变幻的时刻，鲍罗廷为何要回国呢？”泰来是张太雷的字，恩来在报上看到关于鲍罗廷2月3日因“奉召回国述职”的报道后就有疑问，他想身兼鲍罗廷翻译的太雷一定知道真实原因，于是问道。
“他是说奉召回国。我估计也许还别有隐情，例如避开有人在莫斯科说他对国民党右派太妥协，去华北指导冯玉祥等等。”太雷说。
“去年7月加仑因病回国，让来华时间不长的季山嘉代理顾问团长，已经有了不如意现象出现了，鲍罗廷走后会更不利。”恩来担心地说，“我刚从蒋介石那里来，发现他同右派来往密切，且神色不对，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出现呢？太雷，你看是否告诉苏联顾问们予以注意呢？”
“好的！我晚上就去告诉季山嘉。”太雷立即道，“我也感到广州情况异常，谣言不断，右派活动猖狂，好像同廖仲恺被害前的局势差不多。”
“都有哪些谣言呢？”
“谣言多是王柏龄、欧阳格等孙文学会的人散布的，什么汪精卫反将、共产党准备倒蒋、共产党要把蒋绑架到苏联去等等。连蒋介石本人也公开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次明显。”太雷说。
“蒋介石生性多疑，这些大概是他神色不对的原因。”恩来分析道。
次日下午5时，恩来按约在区委与太雷交流情况。太雷说，季山嘉听了他的报告，认为那是小事，不必大惊小怪，自信地说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恩来也把他从军委、黄埔党团及其他方面了解到的上月以来张静江和陈立夫等右派纷纷来粤后的频繁活动、孙文学会分子挑拨汪蒋关系、右派大肆散布谣言等情况作了介绍，特别是王柏龄昨天早晨还在黄埔军校说 ：“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两人感到广州形势堪忧，于是商定，待陈延年回穗后立即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对策。
当晚7点，恩来去省政府的洋花厅参加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举办的招待各军政治部主任的宴会。第2、3、5、6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李朗如、林祖涵都应邀出席，第4军政治部主任李善铭因在海南岛执行任务没有出席。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公博出席作陪。宴会中，汪精卫热情而自信的谈笑风生。汪还特地向恩来敬酒：“周主任欢迎你自东江胜利归来！干杯！”言谈之中，恩来了解到：蒋介石得知恩来主政东江大刀阔斧的行政措施后，担心共产党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更怕仍驻东江地区的第1军的三个师的军权被共产党掌握，所以他让国民政府免去恩来的行政委员职务，并要他立即回穗。
第二天下午延年回穗后，恩来即去见他。因延年的事情太多，他约恩来明天上午两人详谈，下午召开区委会议。
3月20日一早，恩来就起来，准备早餐后即去找延年。可他发现在住楼的四周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整个文德里都被包围。经了解，全城凌晨3时开始戒严，苏联顾问团、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区委、海军局、汪精卫住宅等处均被包围。恩来匆匆吃了个面包，带上四个卫兵，走出了寓所。包围他住楼四周的是2师5团的士兵，他们对本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都不敢阻拦。恩来一路上看见戒严部队都是2师和20师，证实了他的估计：这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他率领卫兵直向造币厂走去。路上虽未遇到阻拦，但在造币厂门前却遭到了森严门岗的阻挡。
“我是周恩来，我要面见蒋总指挥！”恩来高声命令道。
稍后，蒋介石卫队的一个军官出来，将恩来领进场内的一间办公室，但却缴了他的四个卫兵的枪械，并推到另一间小屋里关起来。
恩来一见，勃然大怒，立即冲出屋斥责道：“我是党代表，你们为什么要缴我卫兵的械？”
“对不起，我们是奉蒋校长和廖斌党代表之命行事的。”军官诺诺地说。
“蒋校长在哪里？我要见他！”恩来边往里走边问道。
“下官也不知蒋校长在何处，请周主任回办公室休息。”那军官阻拦恩来继续往前走，同时几个士兵也前来阻拦。
一瞬间，恩来发现在一间较大屋里关押着第2师里的共产党员们。他立即转身回到原进的办公室。
恩来拿起电话，一改平时先报姓名的习惯，命令道：“给我接蒋总指挥！”
蒋介石不知是恩来打来的，接了电话道：“咹，我是蒋中正，何事？”
“蒋先生，我是周恩来，我来造币厂已被软禁，卫兵也被缴械。”恩来直言道。
“哎呀，周主任，你怎么来啦？”蒋介石接了电话不好放下，慌忙问道。一句话暴露了他在造币厂的马脚，但后悔已晚。
“蒋先生，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住房为何被士兵包围？街上为何戒严？2师的各级党代表为何被捕？”恩来质问道。
“这个嘛，李之龙要发动叛乱，要谋害于我。幸好被我及时发现，采取了果断措施，逮捕了李之龙、控制了海军局。”蒋介石得意地说，“咹，为了你的安全我要派兵保护啊，将2师的党代表们集中看管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啊。”
“蒋先生，保护党代表们为何要捆绑？”恩来紧追不放。
“这个，这个我不清楚，我一定派人清查。”蒋辩解道。
“这样就好。希望蒋先生尽快查清整个事情的真相，不要让违背国民革命大业之事发生！”
“是的，是的。”蒋介石敷衍后急切地挂断了电话。
下午3点多种，解除了对恩来的软禁，也发还了他卫兵的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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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恩来带着卫兵去了位于越华路上原两广总督署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不在，只有秘书陈正人和陈公博在。陈公博说，汪先生有病在家，托我到大本营看守和处置紧急事宜。恩来正要向陈公博询问戒严之事时，邓演达也到此询问。邓演达说，上午黄埔军校被20军占领，他和邵力子、张治中以及高语罕等共产党员均被监视，下午3时前才解除监视。陈公博说，蒋介石说李之龙“矫令”他的指令，私调中山舰到黄埔要炮轰军校；为了防止共产党人谋叛，才采取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接管中山舰等措施的，但他陈公博本人不知详情。恩来说明他在造币厂被扣一天的情况后，严肃指出，我可负责任地说根本不存在共产党谋叛之事，一定是右派的阴谋，希望此事能得到澄清、解决。
虽然天色不早，恩来离开大本营还是去了西华二巷汪精卫寓所。恩来在楼上客厅见到了汪精卫：他躺在厅中一张帆布床上，面色苍白。恩来问候病情后，又询问戒严情况。汪却气得两眼发直，两拳捶胸，以头碰墙，像个孩子似地，毫无主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汪的夫人陈璧君比较冷静，拿出一封便函递给恩来，说是上午谭延闿和朱培德送来的。恩来看到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说共产党意图谋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等语。见此情况，恩来只得安慰汪好好养病后，离开汪寓。
回到家中已经夜深了。包围楼房的士兵虽已撤去，但四周仍有人影晃来晃去。恩来知道他还在被监视之中，已不便去区委或苏联顾问处商量办法了。于是，他给20师的党代表包惠僧打了电话，知包可以自由行动，便让包来寓所一趟。包惠僧来后，恩来向他介绍了戒严和自己一天的经历，让他去王柏龄和刘峙处了解更具体的情况，以便采取应对办法。包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时，王柏龄为师长、刘峙为副师长；今年1月教导师改为第20师时，三人职务依旧；2月蒋介石嫌第2师师长王懋功与汪精卫关系太密，就将其免职，调刘峙接任。包答应后，离开而去。恩来一直没睡，等着包惠僧的消息。等了很长时间，包来了电话，说他的住处也被监视，不好前来，只得电话报告。他说，王、刘二人都同他打哈哈，没有了解到更多情况；他还说准备住到旅馆去，以防不测。
次日上午，恩来去了同住在文德里的1号楼2楼李富春家了解情况。正好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也在，三人对昨日之变进行了热烈评论。富春说，昨天戒严后第2军也很紧张，但全军未动，只是军长谭延闿一天在穿梭跑动，副军长鲁涤平在高第街军部严控部队，随时准备行动。毛问恩来各军情况，恩来说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1军直属蒋介石指挥，其他五个军都不听他的，有的还想搞掉他；而在第1军中共产党的力量也是很强的，只要组织好，我们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李、毛都赞成反击。
下午，去区委同陈延年商量应对办法，正好张太雷也在，三人首先通报各自知道的情况。恩来先报告了昨天以来的经过。
延年报告说，前天晚上7点多钟，胡公冕向他报告：第6团团长惠东升下午换了便装出去吃喜酒，忽然他又回来了，穿上了军装，与团部官长一起吃饭，并将原来收回的子弹都发给了士兵。他推测恐有事故发生，饭后即来区委报告，我们估计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举动，他就回去了；昨晚公冕又来报告：前晚，他睡到半夜，惠东升派兵将他押到3营营部看管，20日天明后，他从营勤务兵口中知道，蒋介石带着卫队来此，即写条子问蒋，为什么把他拘禁起来，蒋见了他，把他放了，并说是误会。
太雷报告了他在东山一天多的情况：昨天上午9点多钟，第5团的一个连包围了东山，缴了警卫的械，不让任何人出来，他住鲍公馆楼下，也不能脱身，直到下午4点，那个连队才撤走。下午6点多，苏联政治顾问组副组长拉兹贡说布勃诺夫令他去找蒋介石问清情况，让我去翻译。到了那里，拉兹贡问蒋介石为什么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蒋却沮丧地说：“我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罪。我因此地发生挑衅事件而心情十分沉重，我也负有一定责任，我要严令进行调查！”回来两个小时后，布勃诺夫和拉兹贡同去找蒋，也要我去翻译。蒋重复了先前的话外，还说：“我最近受到许多匿名信，说要杀我。我还收到了海军局李志龙的信，要我三个月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都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我当即向蒋表示，把工厂收归国有，是绝没有的事。后来商定，次日上午蒋介石到布勃诺夫住处去作深入交换意见。可是，今天上午蒋却让人捎话：他不来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到苏联顾问处道歉；第2军军长谭延闿、第3军军长朱培德拜访了季山嘉，提议严惩蒋的反革命之举；就连孙科也设宴招待苏联顾问、第5军军长李福林也第一次访问了苏联顾问住地。下午，使团要开会，太雷就来区委了。
三人分析认为：那些谣言和匿名信定是孙文会分子所为；但对中山舰调动问题一无所知，要调查清楚；从两天来的情况看，国民党中右派得意、中派观望、左派软弱；共产党员们都非常气愤，认为蒋介石已变成新右派了，讨蒋之声一片，应该立即给蒋以有力反击。
当晚，恩来又召集军委的聂荣臻、黄锦辉、徐成章等人，与陈延年一起研究具体反击办法。大家都赞成恩来关于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力量对比的分析，可对具体办法却各有说法，有的说把在肇庆的叶挺团调来和武装工农，有的说联合五个军反击蒋，有的说先政治反击再军事反击。大家感到还有一个问题：把蒋介石搞下去，其他五个军长也是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同样要反人民。最后，大家决定尽快同苏联顾问团联系并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决定处理办法。
22日一早，恩来被通知去汪精卫家里开会。因汪仍在病中，会议在汪家二楼客厅，围绕着汪的病床召开。此会是政治委员会会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几乎都出席了会议。恩来不是政治委员会成员，他是以归来的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首先让恩来报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情况。在广东的六个行政区中，东江是唯一召开行政会议的，听了恩来的简要报告，与会者除了在心里惊奇恩来惊人的组织能力和行政能力外，只是给予泛泛的夸赞，并无多少意见和争论。会议接着研究主要议题：如何善后20日的中山舰事件问题。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等都客气地表示歉意；伍朝枢、吴铁城等右派成员却提出了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境、禁止共产党在粤宣传等六项办法；谭平山、林祖涵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国民革命，所谓中山舰阴谋与共产党无关。恩来发言说，中山舰事件是个教训，任何一件事情都应搞清事实再处理，当下查清真相仍是首要之举，此后再谈善后。然而，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蒋介石，却似倔强似愧怍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作出了“令季山嘉等苏联顾问回国、撤回第2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的三项决定。这让恩来现场感受到国民党右派猖狂、左派软弱、共产党受压的气氛。
22日晚，恩来应约与延年相见，恩来报告了上午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情况，延年报告了下午与季山嘉见面的情况。延年说，季山嘉的情绪很低落，说使团已决定让他回国了，他什么事也不管了。原来，上午苏联使团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一定要留住蒋介石，决定采取让步措施，撤掉不受蒋欢迎的苏联驻穗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政治顾问组副组长拉兹贡的职务。两人研究觉得，由于苏联使团的退让，可能失去反击蒋介石的最佳时机，可能会出现对共产党员和国民革命更为不利的局面。现在唯一要尽快查清中山舰事件真相，向中央提出应对建议，最后听取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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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经过近一周时间的艰苦工作，基本了解到了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及其背景。
3月18日深夜，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回到文德里家中，新婚妻子潘慧勤告诉他，晚上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等三人来家说，校长要派舰赴黄埔；后来海军局的邹毅还送来了便函：“军校办事处欧阳钟来局，谓黄埔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职已派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舰，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艘”李之龙当即作出决定并写了命令：“着宝璧舰、中山舰立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3月19日7点，宝璧、中山两舰起锚开往黄埔。中午，苏联布勃诺夫使团提出要参观中山舰，下午1点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介石，得蒋同意后，调中山舰于当日下午6时返回广州。3月20日凌晨3点多钟，正在熟睡的李之龙被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率领七八个士兵从床上拖起、捆绑押到第一军经理处，由经理处长徐桴审问后，又押到造币厂由总监处军法处长马文车审问。但李之龙两次都拒不承认“矫令”私调中山舰去黄埔是谋反，而是奉蒋校长之命。与此同时，广州全城实行戒严，且第2师的四十多名共产党员被党代表繆斌以集合训话为名当场逮捕押到造币厂，苏联顾问住处被2师5团包围并缴了卫队的枪械，共产党机关和党员住处也被5团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被2师6团包围并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海军局被6团占领，中山舰被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钟的叔父欧阳格掌控，汪精卫住宅被市公安局警察包围，远在东江的第1军的3个师的共产党员也被何应钦逮捕。这就是中山舰事件的全过程。
调舰之令出自何处呢？原来，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徒抢劫，命军校管理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艘、运兵十六名前往保护。赵便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舰以应急需。接电话的王学臣听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将此事报告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欧阳钟即赴海军局交涉，李之龙因公外出，作战科长邹毅即当面应允立即派舰前往黄埔。
3月19日上午起，陈肇英、王柏龄、欧阳格等人到处散布“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阴谋暴动”、“共产党要推翻蒋介石”谣言。而同时蒋介石三次接到询问他何时去黄埔的电话，使他疑虑重重，下午接到李之龙请示中山舰由黄埔调回省后，更使他生疑：“我没有令你调舰去黄埔，见我不在那里又要调回，还向我请示，意欲如何？”他更加相信一两个月来的传言：“苏联顾问要将他流放到苏联”！他以为，这次是李之龙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合谋将他绑架到中山舰上，再送往海参崴。他本打算去汕头避险，但在陈立夫等人的撺掇下，转而于3月20日凌晨，利用卫戍司令之职，发动了事变。
事变发生后，立即出现一片讨蒋之声：何香凝、邓演达等当面指责他，各军长纷纷质询他，汪精卫写信责问他，周恩来、胡公冕等共产党员质问他，黄埔军校内张贴许多标语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甚至许多学生要上街示威游行。更让蒋没有想到李之龙拒不认罪，共产党也无暴力行为，他还看到了19日驻省办事处补给海军局的请求调舰公函，他感到心虚，就取消戒严，并与3月23日给国民党中央写了一封自请惩处的信后，自往虎门躲避，静观时态。
然而，为了维持联共（布）中央坚持国共合作的中国政策、不吓跑大资产阶级，布勃诺夫采取了向蒋让步措施，并与3月24日率团带着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离开广州从海路回国。这使依靠苏联顾问团反击蒋的汪精卫失望，于是称病隐匿起来；也使原先谴蒋的各军长转而支持蒋限制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的主张；使国民党右派更为嚣张。
当恩来把他了解的情况向延年报告时，两人虽然对时局十分忧虑，但认为只要中央有决心，还未完全失去反击蒋的机会。可是，3月29日，广东区委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指令，指出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该全力拯救他”。延年看了指令，大骂身为总书记的父亲：“老头子糊涂！”
其实，陈独秀等在得知发生中山舰事件后，非常焦急，但又不知其真相。他在听了路过上海的布勃诺夫的看法后，接受了布的处理事件的既成事实，才发来指令。
延年在同恩来商量后，于29日晚连夜召开区委会议传达中央指令，研究处理办法。会上对如何执行中央指令争论十分激烈，有的认为“三•二O”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应给蒋回击；有的认为中央和苏联顾问都主张退让，区委也应服从；恩来等认为既要执行中央指令，又要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经过几个小时的研究，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1）区委根据中央指令，以公开信的方式阐明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在报上发表；（2）将去年9月成立的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改组为以刚到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的恽代英为书记、以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为委员的军校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军校党的领导；（3）秘密抽调三四十名未公开身份的党员军官，充任叶挺独立团中下级干部；（4）成立由时任第3军政治部秘书的傅烈领导的情报小组，在广东、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随时掌握国民党右派的动向，以防类似“三•二O”事件的突然袭击；（5）立即将中山舰事件真相的书面报告，派胡公冕直接送报上海党中央。任务分工中，恩来负责组织军委完成第2、3项任务。
3月30日，广东区委的《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公开信》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发表。信中指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国民革命，是要与国民党团结的，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造谣是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倒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看了《公开信》信中窃喜：共产党不会反击了。次日，他便乘中山舰从虎门返回黄埔，并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炮制了“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一个月内召集中执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的提案。
4月6日张国焘为贯彻中央3月29日的指令来到广州。他在获悉苏联顾问们都在等鲍罗廷回广州来亡羊补牢后，立即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要求广州同志一致遵行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在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差池。
4月8日，张国焘还要恩来陪同他去对蒋介石作亲善访问。他向蒋表示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中共始终是支持他的，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张还对蒋提出两个问题：对与汪精卫继续合作有何意见；对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如何处理。蒋氏似乎很客气的接待了张，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也表示了类似继续合作的意向。谈话似乎在轻松气氛中结束。恩来在谈话中一言不发，表情平和地听着张蒋二人对话。但他十分怀疑蒋氏的诚意。
事实正是这样！前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取得了“考核任免”第1军和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后，当天就下了两道指令：（一）黄埔军校内“除本校特别党部及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他各种组织一律自行取消”；（二）第2军和军校的各级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来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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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天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不得不发表《解散通电》；250多名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除30多人退出共产党外，其余200多人不得不从第1军退了出来。恩来也被迫辞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排挤共产党的目的完全达到。
为了遮人耳目，蒋介石舍车保帅，惩处了发动事变的几个骨干打手：免去了王柏龄的20师师长职务、免去了陈肇英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并将二人驱出广州；免去了吴铁城、欧阳格、徐桴的职务，送往虎门监禁。作了一系列姿态后，蒋于4月16日接替汪精卫获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完全执掌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大权。
4月20日晚，蒋介石举行宴会，招待退出第1军的党代表及共产党官长二百余人。宴会上气氛沉闷，无人言语，都静静地听着蒋氏冗长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他自称“平素是最亲爱的、最有望的”“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完全退出”第1军，是“因为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至于具体事实，“要等我死了以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喋喋绕了一圈后，他又说：“为什么各位都退出来呢？因为当时实实在在有人对军官说，共产分子在第1军内虽然不多，但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一切的。”“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惧与自卫心思”，“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他还说，他自汕头回到广州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最后，蒋要求做到两件事情：在国民党里只有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只信奉一个领袖即总理一个人，否则，“只有一天分离一天”。
席间当一个陈姓同志请校长说明李之龙看管情形时，蒋在辩解式的叙述了3月18日调舰以后的过程及他本人的疑问后，直言：“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要想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李之龙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
恩来听完这个几乎延续整个宴会的演讲，印证了他久存心中的关于蒋介石早晚是要对共产党发动袭击的预计，即使没有中山舰，也会有其他反共事件发生的。
蒋介石演讲结束，出席宴会的人除了礼节性地与蒋道别外，都默默地离开了宴会厅。然而，恩来一直等到人们走完，才同蒋告别：“校长先生，谢谢你的宴会！我打算明天即赴东江，去移交东江行政委员及第1军政治部的工作。校长有何交代否？”
蒋介石僵硬地笑道：“周主任，噢周先生，不必客气！去东江，好的，好的！一路顺风！”
4月23日晨，恩来乘船到达汕头。当他出现在岭东同文学堂时，令公署内的职员们惊喜异常，他们热烈欢迎离开一个多月的行政委员回来。因为大多数职员还不知道恩来已被免去行政委员职务。恩来在同他们亲切寒暄后，立即召开公署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了他离开汕头一个多月来公署的工作情况汇报，报告广州近况，提出移交行政委员工作的意见，组织推选在国民政府新任命的行政委员到来之前的公署临时负责人，对公署今后工作的希望和祝愿，最后办理了具体的移交手续。下午，恩来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的署务会议。他首先感谢公署的全体职员在公署筹备和公署成立后卓有成效的工作，感谢全体职员对他工作的支持；接着报告了大家十分关注的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及事件后的广东和全国的时局；介绍了他不再担任东江行政委员的原委；最后祝愿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为东江民众、为国民革命多做贡献。恩来讲话后，职员们纷纷发言，盛赞他在东江开创的全新的行政工作局面，盛赞他的平易近人的工作新风，并且都流露出惜别之情。
晚上，恩来连夜召开了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会议，赖先声、刘锦汉、杨石槐、彭湃、丁愿、廖其清都出席了会议，仅邓颖超仍在梅县工作没有来。恩来传达了广东区委应对时局的四项决定，组织研究了贯彻区委决定的措施。会议决定：没有暴露的中共党员要继续在国民党党部、行政公署等处以国民党员身份工作，已经公开的中共党员要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东江各地的工会农会及农民自卫军要巩固并继续发展；要尽快将潮梅特委改组为以当地未暴露的党员为主的汕头地委；要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做好应对类似中山舰事件的突发事件的发生。恩来最后指出，他以后的工作将以区委的军委工作为主，今后来东江的机会可能不多，希望大家把东江的各项工作做好。
次日开始连续几天，恩来分别对国民党潮梅特委、汕头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汕头市总工会、对外罢工委员会、潮梅农会办事处、国民外交后援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会、国民通讯社等单位告别。有的还做特别的指示，例如他指示中共领导的国民通讯社社长梁若尘，有关“中山舰事件”，除党组织提供的新闻材料可用通讯社名义发给各报外，任何方面和个人提供的消息和稿件，一律不宜转发。汕头党政及各团体都纷纷设宴为恩来践行。
4月28日，恩来去潮安向设在这里的第1军行营宣布汕头第1军政治部撤销，并向军部移交政治部工作。闻讯，在此驻防的黄埔毕业生军官纷纷前来看望他们所崇敬的军校周主任兼教官，很多人还打听中山舰事件情况。见来的人越聚越多，打听情况的要求愈加强烈，恩来机敏地进行即席演讲，详细介绍中山舰事件的真相。
“各位官长如此关注这个事件，说明大家关注广东革命时局，关注国民革命的发展，关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大业的未来。为此，我借此机会讲讲我所了解的事件真相如何？”恩来一句话获得了全场喝彩。
“周主任，我有军务要处理，告辞了。”3月20日当天按蒋介石密令将驻东江的第1、第3、第14师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的何应钦，立即尴尬地离席而去。
恩来在详述了中山舰事件的过程后，说：“说中山舰调动是阴谋也未尝不可。因为一方面欧阳格、欧阳钟叔侄把普通的海上救援之用，矫蒋校长之令，通知海军局调舰；另一方面陈肇英、欧阳格等人又大肆向社会上和蒋校长散布‘李之龙私调军舰谋反’等谣言，以图引起校长误会，这不是阴谋吗？”
见有人点头，恩来又说：“据知道内情的人士说，有位知名人士先请苏联领事吃饭；第二天又请蒋校长的左右吃饭，无中生有地说‘俄领事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期往莫斯科’，从而引起蒋先生生疑。这不是离间蒋先生与苏联关系的阴谋吗？”
介绍结束时，许多人又围着恩来问这问那，有的问疑，有的惜别。一位孙文会的军官拿着一张《民魂报》前来询问。恩来快速浏览了该报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道，以确凿的事实严厉批评了该报歪曲事实、造谣中伤的行径：“这样报道只能起到分裂国共合作、削弱国民革命力量、影响即将开始的北伐的作用！这只能让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高兴！”
离开行营，恩来又分别到区、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介绍中山舰事件的真相，抨击《民魂报》的歪曲报道，要求勒令该报停刊。
当晚，恩来又召集中共潮安支部的郭瘦真开会，研究、布置中山舰事件后潮安党、工、农、妇、商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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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邓颖超按恩来信件所约，带领母亲从梅县来到潮安。当日，恩来就与颖超母女乘船离开潮安，经汕头返往广州。他们在潮安和汕头都分别受到各界人士的深情送别。
5月2日上午，恩来和颖超母女到达广州，并住进了位于万福楼190号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内。上月恩来退出第1军后，为集中力量主持军委工作，与延年等研究决定，将军委与区委办公地点分开。恩来在赴汕头之前就与军委的黄锦辉等人找好了房子，等恩来回来时，军委搬迁工作已全部就绪，恩来一家也就住到了新居。这是分前后座的混凝土四层楼房，前后座之间有天井，每层天井都围有铁栏杆。该楼的一楼是南华银行。军委租赁的二楼可从街上西侧楼梯直上，
门口装一扇铁门，进门是一个大厅，厅内摆放一套沙发、几把靠背椅和茶几；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几张办公桌，是聂荣臻、黄锦辉、麻植和朱楷办公用的。大厅西面有一间狭长的房子，用屏风隔开，里间邓母住，外间恩来和颖超住；大厅东边有两间小房子，是聂、黄、麻、朱的宿舍。军委机关机密性较大，只有重要干部才到这里研究工作，而一般人都到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下午，邓颖超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上班，恩来去东山鲍罗廷的住处“鲍公馆”出席重要会议。
恩来参加的是特别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由彭述之主持。原来，4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了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对事件的真相有了清醒认识，作出了三项决定：（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孤立蒋介石；（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2、6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另外中央宣传部长派彭述之来广州组织一个以他为书记、以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来实施这个计划。彭已于4月30日到达广州，恩来一回到广州，就立即召开成立大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特委会的五名成员外，还有于4月29日返回广州的鲍罗廷，特委会的工作人员李立三李一纯夫妇、薛世伦、陈碧兰等。彭述之在宣布特委会成立之后，报告了中央的三项决定，让大家商讨实现决定办法。鲍罗廷立即作了一个冗长的发言，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存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国民革命队伍决不能分裂，暗示中共中央反蒋政策不合时宜。会上除了彭述之的质询外，无人发言。彭宣布休会，次日下午仍在此处再行讨论。
散会后，恩来即向延年报告了东江之行的情况。因他对彭、鲍二人不同观点没有深入了解，也不便发表意见，就向延年了解区委近来工作任务。延年告诉他：明天由毛泽东负责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他也被聘为兼职教员之一；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昨天已分别从新会和肇庆出发，预计今天下午到达广州，让他代表区委去看望该团的军官。
恩来满口答应了这两个任务，并说：“明天上午，我去看独立团的军官，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就不能参加了。”
“我知道，两个任务你会选前者的。”延年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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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动北伐
        延年言之有理。4月上旬时任湖南省代理省长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在湘北与南下的吴佩孚等军阀作战失利，连电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并自长沙退守衡阳待援。但国民政府的六个军都不愿打头阵，因而迟迟作不出出师决定。对整个军情了如指掌的恩来，认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军事力量积极发展、发挥作用和摆脱困守广东一隅的极好机会，就向区委建议：派遣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提前开赴湖南前线，援助唐生智，为大军北伐开辟道路，为因中山舰事件而受憋的共产党人大张浩气。区委会议一致同意恩来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广东国民政府对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更是喜出望外，同意叶挺独立团越早出发越好。于是，4月下旬广东区委和国民政府同时向叶挺团下达了出征命令。
晚上，恩来在万福路的军委大厅召集穆青、傅烈、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开会，了解独立团近况，研究独立团开赴前线的有关问题。在研究独立团干部时，穆青提出，团参谋长吴济民因父亲去世，请假回老家海南琼山奔丧，要一个多月后才能回来，怎么办？恩来考虑后，决定以第1营营长周士第接任团参谋长，1营营长由曹渊接任。曹渊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任过军校教导1团连长和第1军第9团营长，在平定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中都有显著战功。而吴济民假满回来后，重新安排到第4军政治部工作。
5月3日早晨，一身戎装的叶挺在傅烈的带领下，来到了万福路的军委办公室。
“希夷兄，你好！”叶挺一进门，恩来伸出双手在大厅门口迎接，“这么早约你来，耽误你休息了！”
“恩来兄，看到你安全无恙非常高兴！”叶挺紧握恩来双手说。他在肇庆曾为恩来被扣造币厂非常担心。二人自第二次东征后，就成为同志加知己的好友了。
“叶团长，你们谈吧，我还有事，告辞了。”傅烈向叶挺和恩来敬礼后离开而去。
恩来邀叶挺同坐到沙发上，作了一次长谈。叶挺以简洁的语言，汇报了独立团的训练、素质、支援农运的情况，报告了团党支部对执行先遣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处置办法的预案。恩来十分专注地倾听叶挺的讲述后，对独立团取得的成绩和勇接北伐先遣任务，非常赞赏，并征求了他对干部安排的意见。
两人刚谈完，聂荣臻走了进来。他是从区委赶来的。叶、聂握手寒暄后，三人一同去司后街叶家祠，看望等候在叶挺家中的全团连级以上军官。
对于独立团连以上的军官，恩来都很熟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黄埔军校的同事，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是原铁甲车队的基层军官，不少人在来独立团任职时他都亲自找其谈过话。大家对这位军委书记都很尊敬。恩来在热烈掌声中讲话。首先，他代表广东区委，对为独立团的建设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事骨干们表示亲切慰问，对他们承担北伐先遣任务的英勇无畏精神表示赞扬！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有利条件，湖南湖北工农学商各界运动情况，唐生智部和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了北伐先遣队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最后，他根据自己在黄埔军校及两次东征中总结归纳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对他们提出几点要求：（1）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2）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3）搞好联合战线，与友军友好相处；（4）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5）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6）要打胜仗，带动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跟上北伐。他用“祝各位早日饮马长江”结束了讲话。临走时，他同每位军官一一握手，并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说：“武汉见面！”
会后，恩来和聂荣臻又去叶家看望叶挺的新婚妻子李秀文，感谢她支持叶团长带兵出征。
下午，恩来去鲍公馆参加特委会的第二次会议。彭述之致开会词后，即要求大家对执行中央的决定进行讨论。未等委员们发言，鲍罗廷立即讲话，除重复上次讲话内容外，更强调为了打破广东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的让步。彭再次要求大家讨论中央决定。但无人发言。
良久，恩来打破沉默发言，他认为鲍的讲话和中央决定都有道理，都值得考虑，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确实，中央的决定内容正如他和延年等人建议的，他当然赞成；但他同延年交谈后，知道鲍罗廷是代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见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接受，另一方面，党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党内党外皆可，因而他才做了避免对立的发言。
可是，仍然无人发言。彭问鲍是否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鲍却反问彭执行中央决定你是否同意退出国民党？彭干脆地说我们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不仅我们要慎重考虑，还必须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鲍罗廷沉思后郑重地说，“因此，我建议：我们同国民党左派领袖举行一次谈话会，以征询他们的意见。”
大家同意了鲍的建议，并由他安排谈话会。
谈话会两天后，在广州郊区的白云寺举行。出席会议的，国民党方面有谭延闿、何香凝、宋子文和甘乃光，共产党方面的是彭述之、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和张太雷。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他首先讲了谈话会的旨趣：交换国共合作方式的意见，是实行党外合作还是维持原来的党内合作。谭延闿第一个发言，他希望鲍顾问设法消除各方矛盾，恢复原来的国共合作方式。何香凝发言时，对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希望鲍顾问根据情况决定合作方式。甘乃光发言也强烈谴责蒋的3月事件是破坏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主张仍然实行党内合作。宋子文一言不发。共产党方面，除张国焘表示愿意坚持党内合作外，别人都没有发言。谈话会在鲍罗廷肯定了谭、何、甘发言后结束。
次日下午，恩来正在区委同延年议商广州目前局势和对策，特别是对中央的三项决定与鲍罗廷意向的分歧如何处理问题。彭述之来到区委，要求召开第三次特委会议，并说要改会议地址，不在鲍公馆了。原来彭刚同鲍罗廷个别谈话后赶来。他对鲍所说的如下观点非常不满：在当前异常危险威胁下，只有实行革命的独裁才能打破右派的阴谋，而只有蒋介石才有力量有决心担负独裁任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做最大的让步。彭、鲍两人不欢而散。
“好吧。开会时间你定。”延年沉思后说。确实，彭是中央确定的特委会书记，区委应该服从。
“为保密起见，会议地址放在军委如何？”恩来主动提议道。
“好！会议明天下午就在军委举行。”彭述之不快的脸上露出了笑纹。
第三次特委会议，鲍罗廷没有参加，而是委托张太雷转达，他的意见已在前两次会议上表示过了。会上无人发言。僵持很长时间后，被邀出席会议的赵世炎提议道：“我们应该信任鲍罗廷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执行。”赵世炎是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于5月1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而来广州的。其他与会者大多表示同意。会议在彭表示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后结束，特委会也无果而终。彭述之、陈碧兰夫妇也于5月底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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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恩来邀请大家留下共进晚餐，别人因有事离开，仅世炎和延年留下。三位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小旅馆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回国后第一次相聚，十分高兴。世炎是前年7月从莫斯科回国的，先在北方区委工作，今年5月调上海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恩来让邓颖超从街上要了几样菜和一瓶酒，三人边吃边谈，回忆旅法岁月，交流别后情况，评议当前时局。谈到当前时局时，三人尤感话题沉重，中山舰事件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的退让政策让他们无可奈何。他们觉得，为今之计，只有扩充组织，培养干部，支持北伐，发展工农运动才是可行之策。
这天下午，恩来正在家中准备给区委举办的第二期粤区干部训练班讲课的讲稿，颖超回到家里，很不高兴的说：“憋气，憋气！真让人受不了！”
“小超，怎么回事，为何憋气？”恩来立即放下笔问。
“党团会上憋气！”颖超余气未消地说。
原来准备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七名中央执行委员、七名候补委员和两名监察委员，在张国焘的主持下举行中共党团会议，讨论蒋介石等将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讨论了七天，争论仍然很大。今天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的办法，强行让大家同意这个议案。散会后，大家都很憋气。
“整理党务案”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执委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部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名单要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保存；中共中央给其党员的训令，须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等。这个提案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恩来早已知道这个议案，也很不赞成。听小超说被签字通过后，他立即赶往区委同延年商量办法。
恩来同延年商量后，又同去鲍公馆争取鲍罗廷的支持，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并要求从刚运进广州的苏联军火中拨5000支枪给区委作武装工农之用。令他俩没想到的是，鲍罗廷不但赞成“整理党务案”，甚至说：“坦白地说，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他还以“以后再说”为由一口否决了划拨枪支的要求。
        恩来他们后来了解到，鲍罗廷一直把蒋介石看作是左派，在对待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撇开了张国焘、彭述之和广东区委，只与蒋介石、张静江商谈，最后与蒋达成协议：（1）鲍容忍蒋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2）鲍将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给蒋；（3）蒋续聘鲍为高等顾问，同意鲍提出的打击右派的意见。
        正如恩来等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担心的那样，在5月15日至22日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案”等四个议案和一个训令，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分别辞去了组织部长、秘书长、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由国民党右派人员担任，蒋介石还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代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要人。
        恩来、延年等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结果，当然十分气愤。于是，在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就发表了《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的坚定立场；驳斥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没有诚意”，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谋一党的私利”的谰言；表明共产党员没有对“整理党务案”表示异议，是因为共产党“决不为主观感情所影响，而不顾及全部革命利益”。
        广东区委还指示所属组织抵制“党务整理案”，不把党员名单交国民党，要求已暴露的中共党员不要向国民党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仍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原岗位继续工作；还要扩大工会、农会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恩来还同延年研究决定将退出第1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为北伐培训政治工作干部。恩来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找陈公博商量，陈表示同意，并委任恩来为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全权筹备、主办此事。
        经过几天的筹备，以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名义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终于在5月29日，广州大佛寺内开学。全班共有二百多学员。为了防止蒋介石暗中破坏，恩来机智地邀请蒋在开训典礼上演讲。这对蒋是个难题：人是他退的，北伐是他喊的，容纳共产党的高调也他四五月来唱的，为了实现他通过北伐发展实力的野心，他不得不答应恩来的邀请。蒋在演讲中硬着头皮讲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北伐必要的高调后，不得不表示：“撤回政治工作人员虽然是件不幸的事，但是我很诚实地承认我的错误，将来的罪名应该归到我一个人身上。”
        恩来给培训班聘请了庞大的授课队伍，不但聘请著名的共产党干部李延年、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人授课，而且聘请了国民党知名军政人士谭延闿、李济深、甘乃光、张治中等人授课。他还亲自给训练班讲课，先后作了《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专题演讲。因而，训练班的影响越来越大。
        受到特别政治训练班的启示和叶挺独立团首战胜利的鼓舞，国民革命军的各军也想办政治训练班，就请恩来帮忙。恩来问他们有何要求，他们说同特别政治训练班一样，也办二三个月。恩来与区委研究决定：以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名义，在中山大学内办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国民革命军的第2、3、4、6军中的现役政工人员，结业后仍回各军。训练班由恩来全面负责，具体工作由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干部、中共党员学生郭信坚负责。
        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的授课队伍，除了聘请知名的国、共人士外，还聘请了时任文科学长和史系教授的郭沫若等多名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基础、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国际关系、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工农运动等问题。恩来也亲自授课，而且他在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即去讲课。
        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恩来在中山大学中共总支部书记徐文雅的陪同下，来到西讲堂二楼教室，为一百多位学员讲授第一课《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恩来的讲课，虽是同一个题目，但总是常讲常新。这次讲课，恩来结合叶挺独立团6月3日、4日在友军溃败的情况下，如何使政治与军事相配合，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敌军四个团的战例，说明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性和如何进行政治工作，让学员们听后深受教育和启发。
        在主持两个训练班的同时，恩来还给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专题，给粤区干部训练班讲授《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专题，到第6军开办的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专题。
        在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出师北伐动员令之后，恩来把很大精力用于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其一，加强对军委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2、3、4、6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共7个单位党的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安排聂荣臻、黄锦辉同这些单位联系，向军中的中共组织传达党的决议指示，指导他们作北伐战争准备。
其二，恩来以广东区委军委负责人身份，帮助5月底返回广州的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定北伐军计划：加伦将军去年7月因病回国，他在9月途径张家口时就提出了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次回广州看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进军计划，是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与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同时作战。加伦将军首先与恩来商量，提出“作战部队要集中出发，集中突击。江西、湖南两省择其一攻打之，攻克一省，再迅速廓清另一省”，以攻占武汉为主要目标的主张。恩来以他对全国各地军阀的了解和两次东征的经验，赞成加伦将军的作战方针，并提出在向两湖进攻时要派出足够的兵力对湘赣边界和粤闽边界分别进行监视和防备，在两湖取得胜利后立即转入进攻。恩来还将其概括为“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的作战方针。新的北伐计划于6月23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获得通过：由第4、第7军和6月份在湘军第4师基础上扩建的第8军组成的西路军先期向两湖的吴佩孚军进攻；由第1军的第1、第2师，第2、第3、第5、第6军的一部组成中路军先在湘赣边界监视后向江西孙传芳部进攻；由第1军的第3、第14、第20师及独立4师组成东路军在粤闽边境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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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帮助建立北伐军政治工作：6月5日邓演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即邀请恩来商讨总政治部的组织结构、工作方针和人事配备；商讨时，恩来向邓推荐一些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任职，如朱代杰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章伯钧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李一氓任秘书等；恩来应邀参加了6月22日至24日总政治部举行的、由各军师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三十多人参加的，北伐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北伐政治工作的报告，恩来在会上被推选为宣传员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次日，恩来即在会上报告了战时宣传计划，第三天又在会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后，恩来参与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的制定及含八百名成员的北伐宣传队的筹备工作；6月25日后，根据恩来制定的训练计划，北伐总政治部举办了战时政治训练班，恩来在训练班上作了《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演讲，对中国军队的历史及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原因、目的、工作范围、工作设计、军人本身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简明地论述，从而对北伐战争的整体政治工作起到极大地指导作用。
其四，恩来提议广东区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支援北伐问题。会后，区委组织粤汉、广三、广九三个铁路工会成立联合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师；指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三千人的北伐运输队及宣传队、卫生队，随北伐军出征；组织粤北各地农会发动农民积极支援北伐军。
5月初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出发后，恩来密切地注视战局的发展和变化，并随时采取相应的支援措施。7月初，当恩来获悉叶挺团向湖南醴陵方向挺进时，决定派许继慎率三十多名营、连、排级军官作为候补干部急赴前线去叶挺团。许继慎是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在第1军担任过连、营职务，在两次东征和评定刘杨叛乱中贡献突出，中山舰事件后离开第1军，任粤区干部训练班中队长，现在训练班结束。许还带去恩来以区委名义给叶挺团的一封指示信，要求他们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创造条件，扩大独立团，争取在团内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以承担更艰巨的作战任务。

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恩来和延年也出席了会议。这是恩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中山舰事件的经过，参与了对政治报告等各报告及大会提交的十四项议案的讨论，对蒋介石向限共反共转变、对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对发展军事运动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因而对大会形成“扩大左派，联合左派，公开打击右派”的策略共识、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作出了贡献。
恩来在休会前问陈独秀：“仲公，我在来上海前，加伦将军让我问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您说，我们应取何种方针呢？”陈独秀字仲甫，恩来与其长子延年是好友，故一直尊其为长辈。
“这个嘛，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陈独秀想了想说。他之所以一改往日的果断表态，事出有因。他按上月18日于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北伐的观点，于本月7日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不支持北伐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和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因而心灰意冷，在此问题上不敢表态。
下午会议张国涛代理主席，他在会议结束前才提出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进行讨论，他就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接着，他宣布散会。
会议结束回到广州后，恩来立即将张国焘的回答告诉了加伦将军，他纵纵肩膀：“噢！等于没有回答。不过，周同志，你说如何处理呢？”
“我们支持蒋介石指挥北伐取得胜利，但反对他攻击共产党、个人独裁的一切行为！”恩来想了想说，并做了一些解释。
“好，周同志，我知道了！”身材高大的加伦将军热情地拥抱了恩来一下。
7月下旬的广州，一片出师北伐和支援北伐的热烈景象。
7月21日回到广州的当晚，恩来和邓颖超就应邀参加了何香凝先生为总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举行的饯行宴会。在香凝先生的鼓励大家北伐胜利的祝酒讲话后，恩来向总政治部的干部们一一敬酒话别、预祝胜利。
“沫若兄，祝你在北伐中大展雄才、战地建功！”恩来举杯对第一次在宴会上相见的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郭沫若敬酒。他俩在中山大学相识、在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相知；7月上旬郭被总政治部聘任而犹豫时，恩来约他到家中谈话，鼓励他投笔从戎，为北伐胜利做出贡献，从而使郭信心百倍的接受了宣传科长之职。
“谢谢！恩来兄，不才若能有功，也有一半属于你开导之功！”郭沫若大笑道，“听公冕兄说，恩来兄之令弟也参加了总政治部宣传动员？”胡公冕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队长，他在退出第1军后，根据恩来的意见任黄埔四期政治科大队长，成了在政治科学习的周恩寿的老师。
        “是的，舍弟周恩寿是沫若兄麾下一兵。还望兄长严加管教、责其尽职！”恩来真诚地说。
        次日，恩来又参加了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孙炳文为出征的总政治部的四川同乡饯行的宴会。孙去年8月离德经莫斯科回国，初冬到北京与妻子任锐（纬坤）及子女团聚；今年春应邓演达之请到广州任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中山大学教授；6月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7月9日北伐誓师后被任命为后方留守处主任。参加宴会的除郭沫若外，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朱代杰、章伯钧、陈公培、李硕勋、李一氓、欧阳继修（阳翰笙）等，基本上成了共产党内的送行会了，恩来更是语重心长地嘱咐、告别。
        “恩来兄，今晚怎么不带夫人同来赴宴啊？”郭沫若笑着问道。
        “女主人没有出面，她也不好来啊。”恩来笑着看了一眼孙炳文道。
        “纬坤身体不便，各位是知道的，以后再补吧。”炳文解释道。5月他去北京将妻儿接来广州，也住在万福楼190号。任伟坤身怀六甲，当然不便参加宴会。
        “好，到时候我们都来赴浚明兄的生子之宴！”大家高声的说道。
        7月23日和27日，分别是总政治部、总司令部连同加伦将军出师北上的日子，恩来和颖超均去火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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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作联络工作：向带兵的中共党员传达中央和军委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及时向军委报告北伐各军情况。
        行前，恩来告诉聂荣臻：“你原定从陆路去长沙，现在不行了。粤北和湘南正在流行霍乱，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就是在韶关被霍乱夺去生命的。你改走水路吧，乘船经上海、武汉、岳阳到长沙。”
        恩来还交给聂荣臻一个任务：找到总政治部后，让周逸群立即带一个宣传队去第9军第1师做宣传，最好长期在那里工作，争取那个师成为一支革命武装。7月初，黔军经吴玉章调停改为国民革命军第9、第10军，以两把菜刀拉起队伍的贺龙的原建国川军第1师改为第9军第1师。恩来了解贺龙的传奇经历，他在报上看到贺龙7月6日的北伐通电后，就做出了向该师做兵运工作的决定。8月中旬，经过聂荣臻的努力，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的十几个人的宣传队，到了贺龙部队，受到贺龙的热烈欢迎。
        8月上旬，恩来主持的大佛寺特别政治训练班结业。该班部分学员在7月份有的被总司令部抽去参加北伐，如蒋先云任总司令部秘书兼第5补充团团长，金佛庄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有的被总政治部抽去做军事政治工作。其余的学员，在结业后，恩来将他们派到北伐军的各个军中，其中分配到第4军的人数最多。
        培训班一结束，恩来就着手落实根据他的提议、区委关于在汕头成立一所东江农工运动宣传员养成所的决定。他向前来广州的中共汕头地委几位负责人传达区委决定，研究养成所的领导成员及教员队伍，决定由国民党左派林修雍任所长，共产党员罗明任教务主任，杨石槐、彭湃、林甦等共产党员任讲师。一个星期后，有着一百多名学员的养成所在汕头成立，学习训练三个月结业，并将分配到潮梅各县发展农民运动。
        进入8月后，恩来不但密切注视着北伐西路军的第4、7、8军在湖南同吴佩孚部队作战的情况，而且密切注视着中路军的第1、2、3、5、6军的一部分在湘赣边界和东路军的第1军的第3、14、20师在粤闽边界监视孙传芳部队的情况，并随时帮助解决前线遇到的问题。他还常去总政治部广州留守处，了解情况，协助孙炳文解决为前线补充军政人员和训练骨干等工作。
        8月8日，远东局由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组成的考察团在中央代表兼考察团翻译的瞿秋白的陪同下到达广州，其任务是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以对面临的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解决方法的研究。恩来和陈延年、张太雷、苏兆征、黄平等区委成员以及鲍罗廷多次参加了考察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政治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和策略，最后形成行动纲领。
        在多次会议中，恩来以他亲身经历和感受，对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实质及影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本质的暴露，对北伐战况及支持办法，都做了详尽的分析，给担任翻译的瞿秋白和考察团成员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至在瞿秋白回上海后撰写的《秋白由粤回来报告》中说：“在我党推动下，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周恩来、林伯渠、叶挺等一大批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干部，目前都在北伐军中担任骨干。”“我们要宣传北伐，要参与北伐，要进一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争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一改中央过去对北伐的消极态度。而且，考察团9月初返回上海时邀恩来一同去沪向中央报告。
        恩来参加了由陈独秀主持的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听取由瞿秋白主讲、由维经斯基等人补充的的赴粤考察报告。恩来在会上只是应询对广东的一些具体情况加以说明。该会让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对认清“中山舰事件”后的广东形势、对北伐所取支持的方针、对蒋介石应取态度都取得了很大的共识。
        会议期间，谭平山和邵力子分别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赴苏参加于11月2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而路过上海。陈独秀召集恩来和瞿秋白、张太雷、彭述之等人商量要开个欢送会，还提出动员邵力子退出共产党，以纯粹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大家都表示同意。
        当晚7点左右，他们在法租界找了一家僻静的饭店，在二楼的一个包间举行欢送宴会。宴会开始时，瞿秋白首先说：“今天特为仲辉兄和聘三兄饯行，先请仲甫兄致辞。”仲辉、聘三分别是邵力子和谭平山的字。
        “首先祝愿二位赴苏之行一路顺风，在莫斯科与会期间不辱使命、万事如意！余下请秋白兄和诸位补充。”陈独秀简单地说道。
        “我为仲辉兄代表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而高兴。但仲辉兄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我们几位商量过了，为了在苏活动方便，为了与国民党搞好关系，仲辉兄是否退出共产党，以一个纯粹国民党员的身份，代表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更好些呢？”秋白后面的话，让邵力子有些意外。
        “我也同意秋白兄的意见。仲辉兄即使退出共产党，仍然可以为党工作，而且做团结、争取、转化蒋介石的工作会更方便、更有利，可以在国共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恩来看到邵力子惊异的表情，立即说道。邵也是绍兴人，是老同盟会员，北伐开始后，被蒋为总司令部秘书长。
        “仲辉兄既是共产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多年来为党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共合作，我们还是劝您退出共产党。”陈独秀更明确地说。
        张太雷、彭述之等人也先后谈了劝退的意见。
        “既然是组织决定，我一定服从，愉快退出共产党组织。”邵力子郑重地说。
        “好，这样一来，今天的欢送会有两层含义，一是欢送仲辉兄和聘三兄去莫斯科开会，二是欢送仲辉兄退出共产党，成了一名纯粹的国民党员。”秋白高兴的说。
        接着，大家纷纷向两人敬酒，热情话别，直到9点多钟宴会方歇。宴会后，恩来又亲自送谭、邵二人去下榻的旅店。
        会议期间，北伐进展迅速，9月5日武昌被第4、第7军包围；9月6日汉口、汉阳被第8军占领；9月5日以后，第2、第3、第5、第6军一部及第1军的第1、2师分3路向江西的孙传芳部队先后发起攻击。但是，中共江西地委很弱，与民众几无联系，很不利配合北伐进兵，于是中央研究派一个得力干部去江西接任地委书记，筹备成立中共江西区委。参与研究的恩来提议将时任共青团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的刘九峰派往江西。刘是江西庐陵人，今年4月以前在团上海地委任组织部主任，5月后才调任广东的，大家都熟悉，同意了恩来的提议，并让他立即回广州传达、落实中央的决定。
        恩来回到广州，在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省委报告中央决定后，又让刘九峰到军委，亲自向他传达中央决定，介绍江西党组织状况、进军江西的北伐各军情况及与各军中党组织配合办法，向他说明江西是农业区，工作重点应是农民运动，应在支援北伐中发展农民运动、培养农运骨干。
        送走刘九峰，恩来又召集军委成员开会，讨论北伐军进军江西后的工作措施。大家认为进军江西有5个军，应该成立中路北伐军党团，以协调、组织各军中的党组织的政治军事工作。会议决定了党团的领导成员，制定了组织大纲，规定了地方政治工作应受当地党委指导等工作原则，确定了前往江西前线传达、落实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