鸾飞凤舞

<>■我们过去，向伯伯的遗体三鞠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78岁的老人，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使中国人民能过卜好日子，他和很多革命先烈一样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P>
<>　　秉华在1976年1月11日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P>
<>　　“我们过去，向伯伯的遗体三鞠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78岁的老人了，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使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和很多革命先烈一样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P>
<>　　伯伯呀：我再也看不到您老人家了，再也看不到了。请让我最后向您表示我们的心愿吧。走出灵堂，我痛苦悲伤地回转过身，向灵堂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默念：伯伯，我们永别了!我一定向您老人家学习，为人民的利益，为革命的事业奋斗终生。”</P>
<>　　伯父去世的那年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共和国的胜利，又一道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P>
<>　　1978年，国家百废待兴。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为了重振北京的出版事业，决定从出版办公室属下的编辑部入手，率先调进编辑人员，加强编辑出版力量。秉华被组织上调到出版办公室的组织干部组，专门负责办理这些编辑人员的审查调动工作。一时间轰动文坛的小说《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就是秉华经手调进的第一个业务干部。以后陆陆续续的，有已被下放的原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有落实政策的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有原来分配工作专业不对口的文学系的大学毕业生等等，编辑部着实调进了不少人。不过他们都不认识秉华，也不知道秉华为了他们的调入曾经每日里骑着自行车顶着大太阳满街跑，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接洽，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付出了许多的辛苦。尽管如此，秉华从没有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领导那里去争取过一个指标。而这些经秉华之手调进的编辑人员，便是几年以后恢复了的北京出版社的第一批业务骨干。</P>
<>　　以后，秉华的工作内容不断增加，比如参加安排本系统“三支两军”留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的转业工作；每年的复转军人的安置工作；人事干部的年度统计工作等。不管干什么，秉华的态度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党让干啥就干啥”。　</P>
<>　　1977年秉华31岁时和李玉树结婚。1980年秉华34岁时，他们的儿子周力出生。他实现了在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方面曾经对伯父许下的承诺。</P>
<>　　1980年夏天，胡耀邦指示要关心人民生活，大力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北京市出版系统下的各直属企业单位的职工，凡夫妻两地分居者、老人身边无子女者，组织上都要给予帮助，将他们的亲人调回北京，解决他们的困难。秉华的工作就是根据每个人困难的程度和申请的先后，拉出一个单子来，提交组织干部组的领导审查，批准以后再逐一落实。</P>
<>　　我曾问过秉华：“谁先调回谁后调回全在你拉的这个单子上了，那你的权力不小了?”</P>
<P>　　他说：“是啊。那时社会上已经流行一种说法，叫‘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大秤盘’。这都是当时最吃香的工作。这些个行业里真有些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人开后门、给自己捞好处。这在当时叫‘行业不正之风’”。</P>
<P>　　我问他：“那也有人找你给走后门了?”</P>
<P>　　秉华说：“当然有，有些人想尽快地解决自己的困难，就采取社会上流行的办法，送些东西。当时大家的生活都不富裕，送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两盒烟、一瓶酒，或一盒糖果什么的。一般我的做法是告诉他们：你可以讲情况，我记下来，然后向领导汇报。按政策该解决的一定给你解决，不送东西一样办。所以这东西你怎么拿来就怎么拿回去吧，我们不能收。”</P>
<P>　　我问他：“是不是有的人真的特别困难，实在没辙了，才想用送礼来解决问题?”</P>
<P>　　秉华说：“并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夫妻分居才两年就想先调回来。而有的夫妻分居都十几年了，你说人家比他不急，还有的老人瘫痪在床，就得先照顾他的子女回来。而有的人自己腿脚还挺利索，那就可以往后排排。咱们还是要根据各人的困难程度来依次解决吧。可是收了东西，办事就不公平了。”</P>
<P>　　秉华的工作很琐碎也很枯燥，他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日复一日地做着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情。晚上下班回家，他拎着一只小瓶到马路对面的小铺打上二两二锅头，再炒上两个小菜，吃得挺踏实。秉华平时爱喝两口，但他不喝人家送的酒。</P>
<P>　　就这样，秉华和他的同事们于默默无闻之中为许多有困难的职工解决了实际问题。职工们的心情舒畅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过了。</P>
<P>　　为了充实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理论水平，1984年，秉华报考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到中年都不容易，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幼小的儿子，工作辛苦，家务繁重。有时还得去医院值班，给老父亲陪床。可是电大该上咬牙也得上啊。那一段日子，在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你常会看到秉华那全副武装的身影，他斜挎书包，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抓着车上的扶手；这边上衣口袋里插着半导体收音机，那边耳朵里还塞着耳机，他得见缝插针坚持听课啊。4岁的儿子在一旁看到爸爸这般狼狈，竟也懂事地伸出稚嫩的小手帮爸爸扶着耳机。还不忘记提醒爸爸千万不要坐过了站。此情此景，凡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50多岁的人们恐怕都会深有同感吧。</P>
<P>　　3年过去了，秉华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儿子周力也不再需要他抱，该进小学念书了。</P>
<P>　　1985年，秉华调到北京市印刷物资公司任党总支书记。</P>
<P>　　这之后不久，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开始突飞猛进，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发展。各类社科、文学书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上。其中也包括有港台作家的著作。人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阅读空间突然扩大了，买书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知识和信息量也开始成倍地增加。老百姓又一次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书籍也随之出现。图书市场萌生混乱，亟待有政府出面给予管理和监控。而在当时，这一部分的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P>
<P>　　为此1987年7月，北京市组建了新闻出版局，专门负责对北京市的出版、印刷、发行和版权单位的业务工作进行行政管理和监控。为了尽快组建干部队伍，组织上又把秉华调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去做他的老本行：干部审查和调动工作。以后又增加了统战、保卫、纪检方面的工作。对于自己的工作一次又一次的变动，我曾问过秉华怎么看这事?秉华倒不计较，他说：“不论组织上让你干什么，组织上都认为是必要的，我自己认为也是必要的。”我听后莞尔一笑：弟弟真不愧是当兵的出身。</P>
<P>　　那些年，许多人都开始下海做生意。从倒钢材到倒配额，从卖对虾到卖批文。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于是就有老同学来找秉华一起去做生意，秉华没有答应。秉华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党有纪律，不允许机关干部经商。共产党员就得听党的话。老同学就笑他：“你真傻。就凭你伯伯的牌子，还不早就发了。”秉华不爱听了：“我不能利用我伯伯的牌子发财。我不干那不敬不孝的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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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敬周恩来!</P>

鸾飞凤舞

<>■绍兴电视台的同志为要拍摄一部有关周恩来教育亲属后代的电视短片，还专门跟踪采访了秉华检查市场的工作情况。那天他们打着摄像机跟着秉华在街上整整跑了一天，几个大小伙子最后都累得走不动了，这时他们才体会到“扫大街”的活儿有多么不容易。</P>
<>　　秉华也真有同学倒腾买卖做生意发了。西装革履、汽车洋房的，整日里出入酒楼歌厅大饭店。人各有志，秉华也不羡慕。他照样住他那连地板砖都没有铺的不足50平米的房子，也照样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外套，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早出晚归上他的班。休息的时候，秉华喜欢看书。有关伯父革命事迹的书，秉华全都买下来了。还有各国的名人传记、关于战争的回忆录也是他喜欢的内容。或者看看电视，有关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电视剧等等。秉华从书籍和电视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他觉得比去酒楼歌厅更有趣味，他觉得自己活得挺充实。</P>
<>　　1994年6月，秉华被调入市场管理处。正式接触出版发行的业务工作。这也正是北京市的图书市场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每天图书的上市量很大。由于这个行业赢利可观，一些人开始制造盗版书籍或淫秽书刊以牟取暴利。他们混进图书市场活动猖獗。为此北京市加大了扫黄打非的力度。而当时市场管理处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和公安局、工商局的干部一起组成执法小组，每天去各图书市场和街上的各零售书摊做例行检查，对于违反规定销售的图书一律收缴。用秉华自己的话说，就是去“扫大街”。这一年秉华48岁。</P>
<>　　查市场属于外勤。那一段时间图书市场特别混乱。秉华每天早上6点多就离开家。不管刮风下雨严冬酷暑，秉华和同事们乘上一辆半旧的面包车，沿着北京的大街小巷、城区郊区开始挨家挨户地“扫大街”，查找那些非法出版的报刊书籍和电脑光盘，一直干到天黑。若是碰到一个难以处理的案子，下班时间可就没准了。记得那时我每次去弟弟家串门，玉树总要对我诉苦说：“你看他披星戴月地这么干，整天都见不着他。周力毕业高考报志愿这么大的事儿，别人的家长都是全力以赴，他却是心得一点都顾不上管。这倒也罢了，到底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天天回来这么晚，我就老得担着心，怕他出事儿。他多会儿不回来我多会儿睡不了踏实觉。”</P>
<>　　1997年的夏天，绍兴电视台的同志为要拍摄一部有关周恩来教育亲属后代的电视短片，还专门跟踪采访了秉华检查市场的工作情况。那天他们打着摄像机跟着秉华在街上整整跑了一天，几个大小伙子最后都累得走不动了，这时他们才体会到“扫大街”的活儿有多么不容易。秉华笑着跟他们说：“这就走不动了？我们这些同志可是一年到头都在街上跑呢。”</P>
<>　　查市场，说到底就是一个执法工作。它要求经办人严格执法，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徇私情。对于秉华在执法当中的表现，同事们评价他处理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一次“扫黄”行动中，秉华贪污没收了一家公司的一批挂历。公司经理看到秉华的签名后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周总理的侄子。你看能不能把没收了的挂历还给我。我保证以后改。再说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秉华告诉他：“我还你？拿原则做交易？这办不到。周总理就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还有一次，秉华接到群众举报，说北京新闻出版局下发的某劳动服务公司在经销盗版书。有人劝秉华网开一面，别伤了本单位同事之间的和气。可秉华认为执法就要公正，越是自己的单位越要严格要求。结果他规定对这家服务公司做出了就有的处罚。于是就有人说秉华“可真死性”。秉华笑了，他告诉人家：“对了，我就是‘死性’。还别你说我‘死性’，我还先告诉你，我可‘死性’啊。”不过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理解他：“不处在老周这个位置就不知道，他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进行下去。”</P>
<>　　政府对图书市场的监管绝不是多余的。秉华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能查出一些问题。有时他们一天就能查出十几麻袋的违法书刊。还有一次大的行动，他们查出的非法书刊，130的小卡车满满装了三辆。那几年，经秉华他们检查出来的非法出版物占到市场扫黄打非办总量的一半左右。</P>
<>　　秉华告诉我，其实这些违法的摊主，除了想赚钱，主要还是法律意识薄弱，对政府的规定往往不当回事。秉华说，他们一般都以教育为主，每次检查时他们都要耐心地一遍遍地向摊主们宣传新闻出版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大家尽量做到不犯或少犯错误。实在屡教不改的才会给予重罚。秉华说他对这些摊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共同来净化北京地区的文化书刊市场。”</P>
<>　　我也侧面问过玉树：有没有来给秉华送礼的？玉树说只有一次。“那还是秉华刚去查市场不久，有天晚上来了一个摊主敲我们家门，还带了一箱水果。也不知他怎么打听到这个地址的。秉华开门一见，认识。就站在门口和他说话。说你有什么事，想进来聊聊可以。但是你得先把东西拿回去再来谈。你要一定非把东西放这儿不可，我明天只好上交局里。登记时还得填上送礼人的名字和单位，那样对你反而不好。所以还是拿回去吧。秉华和那人在门口谈了一会儿，那人就拿着东西回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了。”“就这么简单？”“是。”“就这一次？”“是，就这一次。”我不再说话了。我不是国家公务员，我无权议论“拒腐蚀”这件事究竟有多容易或者多难。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头开得好，反正从此以后秉华的家果然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P>
<>　　世上的事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了。秉华从1994年到2000年的几年之间，一直这么“死性”着坚持秉公办事的原则，对市面上各零售摊摊主硬是没打过一分折扣，没徇过一次私情，更没收过一份礼。渐渐地，大街小巷书摊的摊主们倒也认可了秉华这“忒死性”的工作作风。大家反倒对他不见外了。他们在背后都叫他“秉哥”。一说“秉哥”来了，大家都规规矩矩不敢调皮捣蛋。该处罚该收缴的，大家也没脾气，认罚便是。为什么？大家说：“因为他公平。”有一个摊主这样评价秉华：“越是和秉哥熟悉的人，他会比一般人查得还要严格。那你还说什么。”秉华就这样凭着他的“死性”更是凭着他的“公平”，在北京的图书市场建立了自己的声誉。</P>
<P>　　1996年、1998年，秉华两次被评为北京市扫黄打非先进个人。</P>
<P>　　2000年5月，秉华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派驻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担任“行业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P>
<P>　　甜水园图书市场是我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之一。它创建于1993年，总面积为1.2万平方米，商户200多个，旺季时每天有上万种图书从这里进进出出，承载着全市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版社的图书交易活动。甜水园市场的和知名度也给政府的监管执法带来更大的压力，公安、工商和新闻出版局都派有人常驻市场，联手负责市场的审查、监督与执法工作。</P>
<P>　　这是一个很基层的工作，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岗位。对于秉华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完全好领导交给的任务，如何当好群众的“公仆”。2003年的夏天，我来到甜水园图书市场走访了几位商户，大家对秉华的反映很好。</P>

鸾飞凤舞

<>■我相信两位老人此时此刻正在天上听着呢。冥冥之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伯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目光穿越了云层，穿越了时空，正在严肃而关注地凝视着我们。<BR>　</P>
<>　　秉在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工作的秉华的同事这样评价他：“自从周老师来到甜水园市场，我们就看到他整天价满市场跑。经常是一楼二楼三楼，哪儿都有他的影子。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文化局、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哪些书不准卖，他一遍一遍地问，一遍一遍地查我们。我就有一点担心，心想这样是不是很多书就不能卖了？是不是会管得过死？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P>
<>　　“秉哥在执法当中是会给你一个很宽大的空间，他会帮助你在政策上尽量不犯错，尽量少出错。比如他一般总是先提醒你：某一本书不能卖，你进货没进货？要是已经进了货那你退了去。”</P>
<>　　“他每次开会都给我们讲，反反复复提醒我们，销售图书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人行为，这是精神产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还有盗版书千万不能涉及，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进货。应该说是他给我们灌输了这个理念。”</P>
<>　　“周老师有两个熟悉，一是对商户熟悉，比如你去问他说我想找一本什么书，他马上就告诉你到几号几号去，谁家卖什么，谁家卖多少，谁家以什么方式经营他都知道。因为他跑得太熟了。二是对专业知识熟悉，如果你说请周老师帮着看看我这个手续符合不符合出版法规条例，他拿起一本书不用查页码，一翻过来就是你要的那一页，上面还用红笔画得特别详细。他会告诉你这是第几条，要注意如果这个手续不全没有做这是违反了哪条哪条。其中这个字母代表什么，那个字母代表什么，一概热心回答，从来没有说不耐烦了。后来我们干脆有什么问题不懂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有时他马上就回答，有时说你稍等，我再确认一下。然后记下我们的电话，很快给予回复。这些是我们以前接触的政府官员中所没有的。”</P>
<>　　“我们在经营中难免会出错，一旦出了错，周老师罚起来那是毫不留情，一点儿交情都没得讲。我们说，哎呀您少罚一点儿不行吗？他就拿出有关文件，说这个规定就摆在这儿，你自己看。一看还真是白纸黑字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抵触也没办法。还有一次他没收了我们50本书，他自己到我们门户去调资料，自己取证，还写了一篇上百页的调查报告。他把调查报告摆在你硬骨有，让你无话可说，那就只能算我不认真，算我倒霉，但我无话可说。”</P>
<>　　“周老师虽然管理上严格，但他对人态度总是很和气，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冷着面孔训我们。如果他没收了你的书，他会同时告诉你，为什么要查你，你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有的商户你去罚他，他心里有气就骂骂咧咧的，周老师从来不生气，特别有耐心，做到得理也让人。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什么意见都敢说。有一次有人反映我的书有问题，周老师来找我，我解释说这个责任不在我，我有证明。他听了马上拿着这些证明去有关部门交涉，说这件事确实不是销售环节的问题，我们应该追究出版社或发售人的不胜任。他反而替我们说话。”</P>
<>　　“我们作为被管理者，当然会想到给周老师送点礼品，和他搞好关系，那肯定方方面面就要好一些嘛。可是连我们底下的业务员都说：‘周老师那儿没用的，你怎么送的东西他给你怎么退回来。‘周老师给我们开会时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送礼，送了我也是上交。你们做生意赚点钱都不容易，你们只要依法经营，就是对我的支持。’这样周老师管理的这一块儿就非常透明，大家心里就感觉非常轻松。过年过节了不必去考虑周老师那儿我送点什么好呢，也不用去想周老师是不是跟这家关系很好跟那家不太好，周老师跟我是怎么样的呀，想都不用想，完全没有人事上的复杂。在甜水园市场有周老师这么一个把关坐镇的管理人员，算是我们的幸运。当然如果你想打擦边球，你自己心里都在打鼓的事情，那往往就让他抓住，很准的。因为他检查力度太强，对专业知识掌握得太多了，你蒙不了他，你肯定被罚，一点机会都没有。”</P>
<>　　“几年来我们从怕他躲他到现在的理解，心情舒畅，愿意和他合作。甚至主动去问他，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或者有了新书，先把出版社的出版手续和样书要拿去给秉哥看，如果不能销，我就干脆不要了。或者说：我最近比较忙，秉哥你有空时过来帮我常盯着点儿，他都爽快地答应耳来。同时还有许多商户和我一样也都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愿意支持他，大家共同达成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依法经营使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信誉，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生意果然越做越好。这是秉哥几年来苦口婆心工作的结果，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来的。”</P>
<>　　“周老师的家庭背景我是在一次无意之中知道的。当时我感觉特别惊讶，真的是一点都没想到。说实在的，按照世俗社会的理解，周老师这个背景，他就做这么基层这么实际的工作，而且他都快60岁的人了，每天跑上跑下，商户有不断的问题要处理，无论脑力付出还是体力付出都是非常大的，做得特别辛苦。现在没有他这个背景的人也不仅仅还在这个位置上这么干啊。所以我首先感觉这个家族背景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一点辅助性的帮助。而周老师自己好象从内心也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什么特殊人物，想把他对自己做这么基层这么具体的工作我感觉他是挺心甘情愿的，并没有丝毫抱怨。周老师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有时中午去他办公室，看他就是一碗面条。穿的衣服甚至比我们这儿一个普通业务员还要差一些。好象世俗社会中那些物质的职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东西他并没有拿来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很让我感动。”</P>
<P>　　2000年和2002年秉华被评为北京新闻出版局优秀党员，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直属机关优秀党员；2003年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北京新闻出版局市场处处长刘军说：“优秀党员对老周来讲，我局百十号人当中，他算得上是名副其实。”北京新闻出版局局长孙向东说：“锦涛同志最近在讲话中提到要发扬西柏坡精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扬继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到什么时候有了什么变化，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警醒。”</P>
<P>　　2003年4月13日那天，天空晴朗，风和日丽。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一起来到了西花厅。熟悉而亲切的院子里海棠正开得茂盛。浓密的绿阴中一簇簇嫣红的花团把树枝都压弯了腰，像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客厅的正中悬挂着伯父和伯母生前的合影。站在两位老人家的遗像前，我们献上了一大篮鲜花。我们向二老汇报：今年家里最重要的新闻就是秉华被评选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我相信两位老人此时此刻正在天上听着呢。冥冥之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伯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目光穿越了云层，穿越了时空，正在严肃而关注地凝视着我们。他老人家好象在对我们说：“嗯，还要再看，看实践。”</P>
<P>（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