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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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网天蓝<br>--  发布时间：2006-3-19 16:56:00<br><br>--  周恩来“自己的”外交部中的琐事<br><br></P>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不知道交通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堵车堵了一个小时，包括各国大使的车。开完会，周总理火气还没消，把外交部所有人留下，大声批评礼宾司司长。“外交部人人都害怕总理的脾气，他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肯定不像和别的部的人那么客气。”<br>这时候，周围人帮着司长解释，说堵车肯定是交通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责任，周恩来长叹一声说:“我还能批评谁？外交部到底是我自己的部。”<br>过家鼎的翻译风波 <br>“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过家鼎满面笑容地说到自己的朋友。1962年31岁的他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之前他一直在朝鲜停战代表团和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翻译，很有经验，“在朝鲜工作时，已经做到了定稿人的位置”。由于当时中国在战后谈判中要争取主动，所有英语会谈都要当场记录，特别是美方所说的话，所以过家鼎一直在练习英文速记，在朝鲜直接收听别人不允许听的“美国之音”，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他本来就英文优秀，到了最后一分钟能记140个字，比美国人还快。<br>周总理听得懂英文，常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有的翻译第一次给周总理工作甚至晕倒。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开始还顺利，“后来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居士’，我就愣住了，译不出来。”周总理当场给他介绍了什么叫‘居士’，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下来后，领导告诉他，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就是说了一句“知识面窄了一点”。并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br>这以后，他才慢慢熟悉总理和别的领导人物不一样，在和外宾说话时，他基本上是不酝酿下一句话，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看翻译是否准确”。因为周恩来自己的英语、法语都好，所以翻译们都战战兢兢，“他会当场质问翻译，我说的是社会主义，你怎么翻译成了共产主义？”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也因为不懂“越俎代庖”而当场被他批评，“说我还是行老的女儿，怎么不懂这些？要加强学习了”。<br>第一次出现问题后，过家鼎开始“疯狂”阅读，他还记得，那个时代，周总理很喜欢和外宾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教训，他就在那时阅读了大量原著，“苏台德区”、“闪电战”、“绥靖主义”都能够脱口而出。也就从那时开始，觉得翻译要当万金油，什么都得会，他自己主攻政治和经济，后来翻译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巴顿将军》都被称为翻译界的名著。<br>周恩来常考问翻译，经常在会见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让大家心里有数，“要求是很严格，但是他很尊重人，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br>周总理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从来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在出席宴会时，要求他们坐在身边。出访亚非十四国时，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不给翻译安排席位。“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冀朝铸和过家鼎分别坐在总理和陈毅身边，对面全是皇室成员。那场面过家鼎一直记得清晰，“看得出对方很吃惊，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br>在埃及，由于吃饭的桌子小，实在不能放下翻译位置，周总理就让翻译坐在后面，面前摆上小圆桌，也是有吃有喝。“我那时候工资不高，又要养家，在食堂吃饭时都只吃半份乙菜，一份丙菜，一共一毛钱，有机会大吃一定是好好吃。”过家鼎笑自己那时候“馋”，总理告诉他们，要抓紧时间吃，等他讲话时间就要认真翻译了。<br>整个在周总理身边当翻译的年代中，过家鼎都为周总理对细节的高度重视而感动、或紧张。“总理是个对小节近乎苛刻的人，每次会见时哪张椅子怎么放都要自己安排，陈毅总是大嗓门说，不要管那么多啊，总理。”<br>这些对身边小节的关注，有的纯粹是琐事，比如冀朝铸婚后没孩子，总理就问他怎么回事，并叫吴阶平给他看病;有的却别有深意，在亚非国家访问时，他要求翻译说话时不要使用“你们应该”、“你们必须”的句子，因为要照顾那些刚刚独立国家的自尊心;翻译“毛泽东思想”时，要用能代表“集体智慧”的翻译，“他说那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是集体的结晶”。<br>过家鼎1986年开始担任驻外大使，后来担任葡萄牙大使期间更是负责澳门回归的谈判。“我们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代大使，第一代是将军们，第二代是省委书记们，第三代就是翻译群了。”当时80%的大使都是由外交部的曾经的翻译们担任，大家私底下说起来，都觉得是跟总理这么多年受训练的结果，“他总是习惯和我们讨论问题，慢慢大家都能体会他的外交思想和思路。所以出了那么些大使不奇怪”。<br>外交部的工作时间 <br>彻夜工作几乎成为外交部的惯例。章含之记得，总是深夜12点，周总理处理完所有部的工作后，再来外交部开例会，这是他每晚的最后一个会，“他觉得这是自己管的部，放到最晚开是应该的。”她那时候年轻，不能熬夜，总是很困，就盼这会开到一半可以早点吃夜宵，“吃完了就可以清醒一点。”总理自己面前是花生米，大家吃馄饨或面条。例会一般要开到两三点。<br>不过司长们没她那么轻松，大家总是紧张地在开会前看当天内部参考，“共有两大本内部材料，谁都不敢不仔细看，总理总是问大家当日事件，一次，非洲司司长没注意一个小事件，被他好好批了一回”。<br>过家鼎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访华时，“天天要熬到夜里三四点”。总理总是端着一小杯茅台和大家讨论工作，一边在手里捻花生，“听说总理酒量好，但是我在他身边的时候，医生已经不允许他喝那么多了”。<br>每天工作通宵，实在不能忍受，有人提出来应该8小时工作制，被周总理知道了，过家鼎还记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这种提出想法的同事——“什么？你说什么？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还要求8小时工作制？那和资本主义国家索要加班费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吓得不敢吭声。过家鼎说:“最享受的是加班一周后，下一周可以轻松点，早上不用准时上班。”而上班的空闲时间，外交部内的豆制品供应是他和冀朝铸的兴奋点。<br>周总理则是每天早上6点睡觉，中午起床开始工作。“那时候觉得他身体特别好，不怕劳累，可以活到90岁。”过家鼎坚决认为，没有“文革”，周恩来肯定寿命很长，“他不是一般人，有着伟人的特征。”<br>章含之记得周总理的另一工作特征，“有着常人没有的记性”。总理认识她时，给她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托过章的父亲“行老”帮忙，把在法国的印刷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册运到德国的事情。那时候周恩来在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受到北洋政府的控制，所以委托在欧洲游历的章士钊把东西运到德国，“他当时也没暴露身份，就说是学习材料。多少年了，父亲一点不记得这事，他还记得很清楚”。“他记性太好了，知识也渊博，在这些方面，只能用天才来形容。”<br><br>总理的感情抑制 <br>外交部的文件尽管经过正常手续上报，周恩来也要问当时任副部长乔冠华看过没有，“乔看过的东西他才放心”。可越是这样的关系，周总理就越是注意要让别人意识到他对乔很严格，平时见面时永远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四届人大选举，毛泽东提议乔冠华任副总理，被周总理阻止了。他说还要等等，后来又对乔冠华说，他不愿意别人说他要提拔自己的人。“当时他能说乔老爷是他的人，也算是很坦白了。一般总理是不会说这种话的。”<br>也因为这样，总理偶尔的感情流露她才觉得特别珍贵。她清晰记得自己看见的总理唯一的一次感情流露:1975年，总理癌症复发，“知道总理不会再好了，”她和乔冠华都很难受。在美国和欧洲访问时，买了一些夏威夷果，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坚果，知道总理爱吃花生米，这比花生香，也软，就买了一些。路过巴黎时又买了羊角面包，“也就是总理在法国留学时常吃的东西，”回国后送给总理。<br>总理在一天接见外宾后，叫陪同接见的他俩留下来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东西，这次我知道你们是给一个病人的礼物，我是一个病人，我收下了。”乔冠华几乎当场泪下，一直和周总理“没什么情感交流”的章含之说她心中一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总理动感情”。<br>过家鼎也记得总理很难得地流露真实想法的瞬间。那是“文革”刚开始时，总理和外交部几个熟悉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时说:“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不都是封建主义那套吗？万岁更是封建。”<br>1976年1月初，总理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每天见几个要见的人。1月7日下午是乔冠华，但是负责照顾总理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说总理太累了，情况不太好，改日再见吧。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总理就去世了。“乔老爷就这样没和总理见上最后一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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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1968年的一个冬天，北京礼花厂失火，青年女工王世芬被抢救出来，，她的身体98%被烧伤，3度以上烧伤面积达88%。周恩来指示医务人员为王世芬作营养丰富又可口的饭菜，王世芬身上移植的皮肤不能出汗，周恩来指示在病房里安装了空调。</P>
<>1969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周恩来指定的王世芬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找去，对他说：“王世芬因公烧伤那么严重能够活下来，是个罕见的奇迹。你去抓治疗王世芬的工作，作为咱们两个人的点。”两天后，吴阶平向周恩来汇报了对王世芬进行治疗的情况，周恩来边听边提出一些问题。听完汇报，周恩来指出：“第一，去访问的记者和其他人太多，这会影响王世芬的休息，要注意保护她；第二，她肢体功能恢复很不容易，要注意加强营养；第三，她有些骨创面还未愈合，要注意避免感染，防止并发症；第四，她全身植上的皮没有汗腺，不能出汗，会影响她的体温调节，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叮咛，在治疗中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注意发挥医生和病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后来，周恩来又要吴阶平告诉卫生部，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都吸收进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周恩来向吴阶平等人强调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凡事预则立’，一句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要他们增强预见性，防止功亏一篑。</P>
<>周恩来还叫卞志强（当时的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和张佐良去看望王世芬，每隔两三天向周恩来汇报一次王世芬的伤势情况，问：王世芬一天吃几两饭？体重增加了没有？王世芬的白血球有多少？下颌骨露在外面怎么办？耳朵没有了，听力会不会受影响？唇亡齿寒，嘴唇烧坏了，话还能说得清吗？......周恩来还要他们两人把王世芬的照片送来，亲自审视。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他们：“王世芬的面容烧毁了，你们先别让她照镜子。要慢慢地吹风，使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再给她进行面部整形。”</P>
<>王世芬进入功能锻炼时期后，医务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耐心地给她讲明只有坚持锻炼才能恢复肢体功能的道理，促使她自觉地发挥内因作用，战胜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P>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BR></P>

淡淡风儿

<>他太细心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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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5年的一天，周恩来感到心脏不舒服，准备住院检查一下。他的保健医生事先向301医院通报情况。听说总理要来，医院领导唯恐病房条件不够好，马上做了一些布置，然后通知周恩来可以住院了。这天傍晚7点左右，周恩来在保健医生的陪伴下来到301医院南楼，他微笑着与等候在门口的医院领导一一握手，随后来到为他准备的病房。医院领导跟在周围，既高兴又紧张，生怕总理会因为准备不周而不满。然而周恩来环顾病房之后却说：“这里是宾馆嘛。”他和医院领导来到南楼3层的圆形凉台上，看过四周环境，周恩来坐在一把长椅上，并招呼院领导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他向院长询问了医院的建设情况，了解了医护人员的数量、文化程度、总体业务水平，还提出如何改进医疗作风，加强为部队、为基层服务的要求。周恩来说：陈老总在你们这里住院时，说有些大夫写的病历字迹很潦草，他费了很大劲儿还是看不清上面写的啥。填写病历是医生的基本功之一，起码应该把字写工整嘛。院里应该提出要求，让医护人员写好方块字。周恩来没有住院，当晚9点多离开南楼。</DIV>
<DIV>几天后，他给301医院领导打电话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到你们那里去住院了。这并不是不相信你们，几年前，当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时，为什么批准你们医院修建这么好的高干病房楼呢？因为我们军队的这些将帅曾冒着枪林弹雨打出了新中国，为人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他们，住院治疗的条件应该好一些。可是我不能往这里住。你知道，北京医院的病房楼已很陈旧，住院条件远不如你们那里的南楼。我到南楼住院，北京医院会对我有意见的。再说人大、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生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我是总理，不能带头违反规定呀。北京医院也想重新修建高级病房楼，我同他们讲过，国家一时还拿不出这么多钱，建新楼的事，只能往后放一放再说。我不批准他们盖新楼，自己却住到你们医院，那怎么行呢。我还是去北京医院住院，谢谢你们的准备工作。（334页）</DIV>
<DIV>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研究中医中药问题，301医院副院长曹根慧刚到会场。周恩来招手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空位上，曹根慧刚坐下，周恩来就问：“你们医院针刺麻醉搞得怎么样啊？”曹根慧以为是要宣扬针刺麻醉的效果，就举了医院几个针麻较成功的例子。周恩来听后批评道：“你怎么尽拣好的说？我们中南海警卫团有个战士，在你们医院用针麻做手术，痛得吱哇直叫唤，医生还在那里做。陈老总在你们那里做，就开出瘤子了嘛。”（102页）</DIV>
<DIV>《红病历》，曹卫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3</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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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DIV>大约1952年的一天，魏喜奎在曲艺公会排《罗汉钱》，排完戏接到周恩来给她的请帖，请她去中南海参加欢迎朝鲜人民军军军乐团的招待会。魏喜奎进了怀仁堂，在后面偏僻处找个座位坐下。不一会儿，就见周恩来容光焕发地和一些中央领导，陪着客人来到了。坐定以后，周恩来看前面还有些空位子，就站起身，面向后面的人说：“大家请到前面来坐嘛！”听了周恩来的话，有人往前挪动，有人没好意思挪动。周恩来看到魏喜奎，用手往她做的那个方向一指，说：“你是魏喜奎同志？”魏喜奎非常惊讶，“对我这么一个不常和总理见面的小演员，总理竟记得这么清楚”。她连忙站起来说：“是，总理。”“来来来，到前面来坐。你到朝鲜去过。今天我们欢迎的都是你的老朋友啦！一会儿联欢的时候，我还要请你唱唱啦！”魏喜奎应声走到前面，周恩来让她在靠近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联欢会开始不久，周恩来又向魏喜奎说：“魏喜奎同志，该当你唱啦！”魏喜奎连忙站起来说：“我唱一段《志愿军大战飞虎山》吧。”周恩来先说：“好嘛！”接着又问：“使用你拿手的奉调大鼓唱吗？”（145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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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7年初的一天晚上，北京大栅栏前门小剧场上演《杨乃武与小白菜》。演出已经开始，一前一后两个人走到剧场门口，前边的年岁稍长，前边的这位掏出两张戏票，请检票人检过，和后边这位一起走向入场门，坐在入场门口的服务员，连忙站起，打开入场门，请他们进去。不想年长的这位冲她一摆手，说：“正在演出，稍等一下，换幕时再进去吧。”服务员说：“不要紧，您请吧！”随着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说话的声音有些大。年长者又摆了摆手，随着伸出食指，在自己嘴前一晃，小声说：“不，不，那会打搅观众，也会打搅演员。”服务员把门关好，但心里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竟是这么谦虚，这么有礼貌。”不觉向他多看了了看，忽然觉得十分眼熟，想了想“噢，莫不是......”她悄悄地向那位年轻人问：“这位是......”“周总理。”年轻人压低了声音。服务员激动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恭敬地说：“您是总理。”周恩来笑着说：“你认出来啦？”</DIV>
<DIV>幕间换景时，周恩来和随从人员在服务员陪同下入场就座。服务员把周恩来来的消息马上报告了前后台。周恩来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还不时鼓掌。戏演完了，周恩来站在台下又为演员热烈鼓掌，全场的观众，围向周恩来，向周恩来鼓掌，台上的演员，也面向周恩来鼓掌。派驻剧团的文化局干部，本戏的导演关士杰和剧场负责人来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们说：“我去看看演员同志们。”</DIV>
<DIV>周恩来来到后台，向大家打着招呼，亲切地说：“大家辛苦啦，演得好啊。”魏喜奎搬来一把软面椅子，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对围在他身边的大伙儿说：“你们也坐嘛！”可是没一个人坐。周恩来笑着说：“怎么，你们都不坐，把我孤立起来啦！咱们座谈嘛，都不坐，怎么谈？”大家这才坐下。</DIV>
<DIV>周恩来说：“我访问刚刚回来，看报纸上登着你们演出这个戏，马上买票来看了。我很喜欢这出戏，并不单纯因为它是我从小就看的家乡戏，还因为这出戏有特点，它是一出为民伸冤，平反冤狱的公案戏，可是却没有歌颂一个清官，而是借助东太后、西太后两宫斗争。这就比一般公案戏好多了。”“你们演得不错，唱得好听，既能满足曲艺听众听曲，又能满足戏曲观众看戏。这又是你们这个剧种的特点。”</DIV>
<DIV>周恩来接着又说：“我也给你们提些意见，一个是戏太长了。”周恩来抬手看了看手表：“演了将近4个钟头吧？太长了，要压缩，3个小时以内，两个半小时更好。再一个是礼节、服装、道具得考究一些。比如说，怎么请安，我们现在还有从清朝过来的观众，让人家看着得像那么回事。比如说，官员戴的帽子，顶子的颜色是根据品级来的；帽子上的翎子，不能直接插到帽子上，中间得有一个翎筒子；再有官员穿纱官衣，不能敞着穿，里面得有衬袍，不然两条腿就露出来了，这不礼貌。”周恩来最后说：“这些，你们去问问老舍嘛，他是满族，应该多向他请教。”临别，周恩来站起来说：“谢谢大家！”他向魏喜奎说：“你们再多征求意见，把它改得更好，以后我看可以拍成电影嘛。”</DIV>
<DIV>第二天，曹宝禄（北京曲艺团团长）、魏喜奎和关士杰一同来到老舍家里。一进门，老舍就笑着说：“是总理让你们来的吧!总理刚给我打过电话。”</DIV>
<DIV>又过了一天，上午大家正在练功，文化部部长夏衍来了，曹宝禄和魏喜奎等几个剧团负责人一同来到会议室，夏衍和大家见面后，第一句就是：“我应该检讨，对你们关心不够。你们演了一出好戏，我们还不知道，也没来看。还是总理给我打电话，让我关心一下，我才来了。”（151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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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7年，魏喜奎接受了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这届青年联欢节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周恩来负责审查出国演出的节目。魏喜奎准备了《天仙配》，周恩来审查后说：“这段唱虽然很好，但是唱腔还要再加加工，让它抑扬顿挫更鲜明，唱腔更悠扬一些。”还提出：“可以再添上一段曲艺的传统唱段。”说着周恩来看了看魏喜奎，问道：“你们有没有八角鼓？”听魏喜奎回答“有”之后，周恩来立刻说：“那么就加一段岔曲吧，把八角鼓用上，唱一段写景的段子，你们考虑唱那段儿好？”然后补充说：“我为什么主张用八角鼓呢？这种乐器的形状新鲜别致，八角形状，八角镶着小镲八面，晃动起来小镲声响，演员再用指头弹着鼓皮，底下还有大红穗子飘动，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图画！多数外国人以往不会看到过这种乐器，我们往场上一拿立刻会把他们的视线吸引过来。”说到这儿，周恩来冲着魏喜奎说：“我想八角鼓会使你的演唱更增声色呀！”弦师韩德福想到唱《庆中秋》最合适，当时让魏喜奎向总理报告，周恩来说：“可以。这个岔曲我有印象，就唱这段儿吧！”</DIV>
<DIV>最后一次审查，周恩来又说道：“我忽然觉得伴奏上显得单调了一些，在国外歌唱家都讲究用大乐队伴奏，烘托气氛。我们如果只用一把弦子，在比赛中可要吃亏呀！”周恩来接着说：“如果再增加人员，那是不可能了，又名额限制嘛。我看就有咱们的民族乐器演奏员代劳吧。刘明元同志、王范弟同志，你们两位帮助配合一些好不好？”周恩来望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连忙站起来答到：“好。”周恩来以手示意，让他们坐下。继续说：“刘明元同志的二胡、王范弟同志的琵琶都是很有水平的，给魏喜奎伴奏可以说‘如虎添翼’呀！你们先要好好地合合乐。不过在出发前没有时间了，到火车上挤时间吧！”（154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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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艺海春秋丛书--魏喜奎》，周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9</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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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8年1月5日，严凤英在合肥江淮大戏院为周恩来演出黄梅戏《打金枝》。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和大家合影时，大家把周恩来请到正中位置，周恩来却把年岁最高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拉到正中位置，自己退到一边坐在下场门的偏位置上。严凤英看了，也悄悄走到一边，这时周恩来左看右看，笑着说：“嗳，那个骄傲的公主呢？”“在这！”大家推出严凤英。周恩来伸手把严凤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问长问短，勉励严凤英要努力学习，把黄梅戏唱好。（154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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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8年4月8日上午，严凤英在武汉为武昌会议，连演两场黄梅戏之后，正在和大家谈论昨晚的演出。不知谁眼快，脱口喊道：“周总理来了！”大家高兴得拥了上去。周恩来说：“你们给会议送了两台好戏，今天我代表参加会议的同志，来看望大家，大家辛苦啦！”严凤英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周恩来临走时嘱咐他多看点书，多学点东西。（155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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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9年春天，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上海演出《女驸马》，严凤英演冯素珍。演出后，周恩来又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周恩来第一个握住一位吹唢呐的老艺人汪正仓的手，和他亲切叙谈。得知汪正仓是安徽三河人，便讲起三河、上派、藕塘......这些地方，周恩来都去过，都熟悉。周恩来看到严凤英，亲切地说：“我们又见面了，是老熟人了！”周恩来关心地问她的近况，并勉励她取得更新的进步。临分别时，周恩来对严凤英说：“我们到北京再见吧！”严凤英不明所以，悄悄地问团长吕波：“周总理讲‘我们到北京再见’是什么意思？”吕波也不清楚，就去问安徽省长曾希圣。曾希圣哈哈大笑，冲着严凤英说：“傻瓜，总理是叫你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162页）</DIV>
<DIV>《严凤英》，殷伟，王小英，黄山书社，1985/10</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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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8年夏天，电影《林则徐》的导演郑君里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信。周恩来委托人把他刚从广州得到的一首关于“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郑君里，好好研究，看如何把握广州人民奋起抵抗英侵略军的这条线。（284页）</DIV>
<DIV>《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6</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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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50年11月，政务院设宴招待参加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代表。盖叫天发现大厅中有一位身穿灰色制服的人，一手微曲前胸，一手端着酒杯，逐桌敬酒。他时而扬眉碰杯，时而发出爽朗笑声。他走到哪桌，哪桌的人们立时欢欣活跃起来。盖叫天想：“这人是谁呀？看样子是个管事的吧？”正猜想着，那人已经来到盖叫天面前。盖叫天想和这位“管事的”人谈谈心中的话，他开口就说：“您管哪部分？”这人就是周恩来，他满面笑容地说：“我全管。”盖叫天望着周恩来那谦恭和蔼而可亲的面容，敞开心扉：“那好，我就找您吧。”盖叫天说着就把身上的长袍脱下搭在椅子上，他扬起右腿，一面围着桌子角绕脚腕，一面对周恩来说：“我是演武生的，每次光练这个就得两千下。”说着他起腿“啪”的打个“飞脚”。“您看，我每天要练三遍功，可是我家里没有电灯，摸黑不好练......”有些代表看到盖叫天说话这样唐突，对周恩来这样愣头愣脑的举动，急想上前制止，可是被周恩来用眼神制止了，周恩来笑容可掬地仔细倾听盖叫天的话。盖叫天说完，周恩来又询问盖叫天的生活、练功情况，并记下盖叫天在杭州家的住址，亲切地说：“放心吧，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你家中安上电灯。”（131页）</DIV>
<DIV>1952年7月，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盖叫天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获得荣誉奖。颁发奖状时，周恩来和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汇演的老艺术家们合影。盖叫天被工作人员领到照像的座位前，一边是周恩来，一边是文化部部长矛盾。盖叫天迟疑着不坐下，心想一边是政府总理，一边是政府的部长，哪有我坐的呀！周恩来见他站着不坐，亲切地说：“老先生，老前辈，坐下吧！”（137页）</DIV>
<DIV>《武生泰斗盖叫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2</DIV>

气死我了

<DIV>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魏喜奎带着北京曲艺团在庐山俱乐部演出了三场。第一天演出的休息时间，魏喜奎和几个人从百货公司出来，看见开来一辆小车，大伙儿都说：“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啊？”忽然有人想起来说：“这是总理的车吧？”魏喜奎等几个人就站在路边向车里注视，一看，真是总理的车！再一看，车里坐的正是周恩来！魏喜奎原想上前拦车，一犹豫，车开过去了。别人直埋怨魏喜奎。演出结束后，戏箱和景片已经运下山，人也准备第二天下山，这时接到一个电话。北京市文化局派来的干部余濂接完电话，大伙儿注视着他，可他很神秘地问：“你们猜，是谁来的电话？”“不是中央工作会议吗？”“中央会议也分哪个部门不是！”“得啦，你别卖关子啦。”余濂向着众人，压低了声音说：“总理派人打来的！晚饭后派车来接魏喜奎。”“准是说让咱们演出的事！”“准是前天总理也瞧见咱们啦！”晚饭后，山下来了一辆小车，余濂陪魏喜奎上山，还带上一位作记录的王美璋。</DIV>
<DIV>这天正好是星期六，有舞会，魏喜奎到后，周恩来热情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到王美璋这儿，周恩来笑着指着她说：“小鬼，我认识你，你是葛三姑。”魏喜奎代答：“总理真是好记性，这么多年啦，您还记得这么准！”周恩来让大家坐下，问：“怎么，听说你们不演出啦？”“我们在这儿只有3场，昨天是最后一场。”魏喜奎回答。“哎呀，晚了！”周恩来摇着头，“我前天在车上看到好像是你，回来就让秘书打听，不想今天才得到你们的消息。”魏喜奎说：“我们前天看到是您，当时没有敢跟您打招呼。后来别人都埋怨我，为什么不把您的车截着！”周恩来大笑：“没有截，还好，你们截车，马上会有人把你们抓起来的，别的不讲，先是吓你们一跳，过后还要啰嗦好长时间。截车可不是好玩的噢！”周恩来接着问：“你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改过没有？”魏喜奎答道：“照您的指示改过了......”周恩来抬手止住了她的话：“不要说指示，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嘛！艺术上，不要谈什么指示。现在演多长时间？”“压缩得还不够，现在还得演3个小时多一点儿。”“台卸了没有？”周恩来看着他们3个人。“昨天就卸啦。”“东西呢？”“今天上午运下山去了。”周恩来说：“我原想请你们给会议演一场，现在不行了。”王美璋抢着说：“我们可以把东西运回来！”“现在还在山下吗？”魏喜奎说：“上午说是要装车皮的。”余濂说：“总理，我们打个电话问问车站好吗？”周恩来一摆手，笑着说：“那太麻烦了，劳人费马，也打乱了你们的部署，那样不好。”王美璋又抢着说：“总理，我们是为中央演出，谁都会支持！”周恩来又笑着摆了摆手：“更不好啦，中央不是特殊化了吗！还是等以后的机会吧。现在你们的西还是大了些，这里看以两个小时左右为好。”（163页）</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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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2年7月，中国文联举办“红楼梦鼓曲专场”，在文联礼堂作内部演出。周恩来看过演出后，在后台和演员座谈。谈到魏喜奎演唱的《宝玉娶亲》，说：“这个段子，从唱词到唱腔，如果再加加工，唱出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说着问魏喜奎：“你这段唱，头一句是不是太突然？头一句是什么词儿来着？”魏喜奎答道：“表的是林家的把雪雁带来见凤姐。”“对嘛。”周恩来说：“有些对《红楼梦》不那么熟悉的听众，你这么一唱，就把人家唱蒙了。你说是不是？”接着问：“别的段子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吧？”魏喜奎说：“是，不这样。我每回唱这段儿，也觉得前头太秃。”“那就把它加上几句，最好是写景的，然后转到正题上来，把人物和背景，交代得明白一些。”周恩来看看在座的王昆仑：“我看就请王昆仑同志做这件事好不好？他是红学家，又是北京市抓你们文艺工作的副市长，责无旁贷嘛！”王昆仑立刻说：“好，好，我写一下，然后请总理看看。”周恩来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这还要审查呀！以后有机会再听魏喜奎唱就是啦。别的词你也要润色润色，把全段都改得好些。好吧？”周恩来又谈到唱腔：“唱腔方面，魏喜奎同志你们是内行，就和你的弦师一起加工吧。和我上次对你们《天仙配》的唱腔所提的一样，要注意起伏，唱出高潮来才好。”（166页)</DIV>
<DIV>《艺海春秋丛书--魏喜奎》，周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9</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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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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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1957年春天，周恩来和贺龙陪同外宾到杭州。盖叫天听说后，在一天上午到宾馆看望周恩来和贺龙。周恩来和贺龙谦恭和蔼的把盖叫天迎进屋，围坐闲谈。开始盖叫天很拘谨，周恩来谦恭的把苹果递到盖叫天手里（不知道是否削皮），笑着提起1950年11月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戏剧性情景，逗得贺龙笑个不止，拘谨的气氛冲散了，盖叫天开始言谈自如了。</P>
<>下午，盖叫天正在家里静坐，忽然听到“嘭嘭”的声音，盖叫天以为是外面的风雨打窗，仍闭目沉思。“嘭嘭，嘭嘭嘭”这回盖叫天听清了，确实有人轻轻叩门。盖叫天急忙起身开门。开门一看，是周恩来打着伞站在雨中的庭院，一双黑皮鞋上满是雨水，周恩来是步行来盖叫天家回访的。盖叫天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接过周恩来手中雨伞，把周恩来迎进屋。一进屋，周恩来就问起盖叫天的身体，问询盖叫天的工作，还向盖叫天请教艺术上的问题。谈笑中，周恩来忽然停住话头，望着盖叫天房中的一条横幅“学到老”，不住颔首。盖叫天向周恩来讲述了这三个字的来历，讲述了他数十年来以这三个字激励自己，练功不断，学习不止的情况。周恩来双手交叉，聚精会神地听着。盖叫天说完，周恩来称赞说：“你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我学习。”（146页）</P>
<>1959年，周恩来和陈毅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考虑到盖叫天年事已高，没有打扰他，只是安排了几个青年演员为伏罗希洛夫组织了一场晚会。然而盖叫天听说消息后，找到浙江省文化局领导，要求演出。他急切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国家花钱养着我，今天有演出我怎能不演呀！”周恩来得知，对盖叫天的精神很是赞佩，特意安排了一场盖叫天为伏罗希洛夫的专场演出。周恩来又嘱咐盖叫天不要演《三岔口》，一定要演这出戏，不要做“吊毛”“抢背”等剧烈的跌打动作，然而盖叫天虽然口头答应了，却没有照办，幸而他的功夫好，没出问题。（148页）</P>
<>盖叫天教当时年仅7、8岁的孙女张明珠《石秀探庄》等几出小戏，1965年比利时王后来中国访问时，看到张明珠在电视里演的《石秀探庄》很称赞，周恩来高兴地托人转告盖叫天。（174页）</P>
<DIV>《武生泰斗盖叫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2</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