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施今墨与周恩来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总理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第一次为总理看病，施今墨不免有些紧张。号脉开方之后，他半天也没开口。这时周总理很随便地问：“开的什么汤头？”施今墨说：“保和丸加减。”总理笑了：“原来施老先生的汤头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总理的幽默一下子就驱散了施今墨的紧张，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一次，给总理号完脉，施今墨笑着说：“您脉象很好，身体不错。”周恩来关心地对站在旁边陪同看病的黄树则（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说：“你也让施老先生看看，号号脉。”</P>
<> 1953年春，海棠花开时节，施今墨应邀赴中南海西华厅。周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你做老师，谈谈中医的发展问题。施老双手抱拳，连称不敢：“总理太客气了，今墨不过一介草药医生。”总理说，不然，您是专家，搞任何专业，不听专家的意见，不懂装懂，那是要吃亏的。我是诚心请教，请不要过谦。施今墨说，总理，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医，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中医事业，我很高兴。但中医要发展就必须革新，不能永远停留在老的水平上。施今墨建议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要开展中西医结合，要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周总理听后说，听了您的话，我更有信心了。在新中国，中医一定要有个大的发展，我们不但要中医在国内占有地位，还要介绍到外国去，让西方知道，中医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br><br> 以前北京医院大门与病房之间的院子很深。探视病人时，汽车可一直开到住院大楼门前。但周总理怕汽车声音影响住院病人休息，总是进了院门就下车，步行300多米到住院楼。随行人员考虑到安全及总理的身体状况极力反对，但总理始终坚持这么做。他心中装着别人，惟独没有自己，这使施今墨由衷地敬佩。 <br><br> 施今墨病重住院后，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医院成立了抢救组。周总理曾派人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施今墨。 <br><br>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口述了一份几千字的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对子女说：“我一生中惟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他让子女搀扶着坐起来，用颤抖的右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br><br>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P>
<> 他再三叮嘱家人，在他过世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 <br><br> 邓大姐生前曾到东绒线胡同194号专程探望施今墨。施老去世后，每遇施门弟子，总要关心地问：“你们师娘好吗？” <br><br> 施今墨晚年多次跟家人说：“我死后一定火化，一定解剖。”“我的骨灰不入万安公墓（其父母葬在万安公墓），撒在宿舍后面的小河里。”对于身后事，他立有遗嘱：我将来死后遗体由我爱人张培英全权主张，决定用火化处理（不要土葬）。凡我子女族戚人等一概不得干涉。我神志清楚明白，肢体能自动作，是治死非乱命也。切切。此嘱书字作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施今墨亲笔预立遗嘱，预嘱无论经过多少时日，直到我身一死便生效力。 <br><br> 他还多次说：“我是搞医的，要把自己的尸体献给医学。”就此事他专门给由他担任医学顾问的北京医院留有遗嘱： <br><br> 医院公鉴：施今墨预立遗嘱，请求解剖尸体事。因本人夙患泌尿系感染，迁延数年之久，时常尿血，赤白血球继续破坏，不断增加，经过多方治疗，多次镜检（北京医院有病案可查）并服中西医药不计其数，均无明显效果，究不明系属何种病症，深怀遗憾。 <br><br> 我自愿死后将尸体请由贵院进行解剖，探寻病源真相，倘得病灶所在，将其取出保存研究，以备后来病人遇有症状相似者，用资参考，或为诊疗之一助，亦仁术之工作也。 <br><br> 一九六九年施今墨亲书预嘱身后献遗体的老中医，施今墨当算中国医界第一人。解剖的结果，证实他死于膀胱癌。施今墨献身医学，爱民敬业，一生活人无算，为了造福身后的患者，他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奉献。 <br><br>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1971年，施今墨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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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3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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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4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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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4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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