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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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明

　  从爸爸袁超俊、妈妈钟可玉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到他们相识相爱，再到结婚组建家庭，直到我和大妹袁青两个“红岩孩子”的出生，始终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呵护照顾与关爱。我们一家人对这一段经历倍感珍惜。

　　四次救爸爸

　　我爸爸袁超俊是贵州人。他在沈钧儒先生旗下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任主席时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监狱。1937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经过和国民党高层百般交涉，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爸爸被释放了。这是周副主席第一次救爸爸。

　　当时，一同出狱的200多名难友都争着要求分配到延安。经组织审查，只批准爸爸一人赴延安。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理手续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得知爸爸是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便将他留在“八办”，打算充实正积极筹办的《新华日报》队伍。没想到国民党言而无信，《新华日报》的申请迟迟批不下来。这一段时间，爸爸就在叶剑英、李克农手下开展宣传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发现，爸爸不但有文化，还会开汽车，会修手表、修无线电，会画画、拉小提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正式将爸爸编在办事处，任副官，后任副官长。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南京办事处和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编者注）开始，爸爸一直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工作。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周副主席安排爸爸筹建湘乡、衡阳、贵阳等地八路军办事机构，并担任负责人。1941年1月，爸爸时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一天深夜，他突然接到周副主席急电，要他即刻返回重庆。可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却只说住下待命，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到11日晚，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心系站上同志安危，他急着向周副主席要求返回贵阳，撤回站上的同志。周副主席低头沉思片刻，抬起头说:“不行，你被抓过两次，早已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必须留在重庆，贵阳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

　　不出周副主席所料，1月21日，贵阳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贵阳交通站，逮捕了站上的6名同志。

　　周副主席谙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提前采取措施，这是周副主席第二次救了爸爸。虽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交涉，被捕的同志终被营救出狱，但周副主席深知，一旦爸爸被捕，要想营救那是难上加难。

　　周副主席第三次救爸爸是在1943年7月。那时爸爸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大会筹备组给工作人员安排了住处，但周副主席坚持让爸爸住在他的窑洞院里。后来爸爸才知道，当时延安正在康生领导下开展“抢救运动”，对他这样长期在白区工作，又坐过两次牢的人，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住在周副主席的院子里，就完全没有了这个风险。

　　其实，周副主席还救过爸爸一次，只是周副主席自己并不知道。

　　那是1942年的一天夜晚，爸爸受命带着大叠美钞到棉花街秘密交通点接头。临行前，爸爸化好装，扮做一个商人，把钱装在密码箱里，西装革履，很有气派。为防意外，他不用司机，亲自驾车前往。

　　按事先约定的地点，爸爸来到这个交通点的楼口，一步步踏上楼梯，尚未走到交通点那位同志的家，就被从楼上下来的一个国民党军官认作是小偷，不容分说又推又扭地把爸爸拽到楼外旁边的警察局。原来这座楼前不久刚刚被盗过。

　　虽然爸爸被推到了浪尖上，但真正的担心已经没有了，很明显，交通点没有出事。

　　既要保护好随身带的美金，又要按时完成任务。怎样摆脱他们的纠缠呢？爸爸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我是贼，真是开国际玩笑，凭我这堂堂的商人，怎么能去当贼？”但是，爸爸的西装革履和大张的美钞都没能打消对方的疑虑，爸爸只好亮出最后一张王牌——徐恩曾。徐恩曾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而且爸爸知道周副主席当晚刚好就在徐恩曾那里。于是爸爸轻蔑地看了他们两眼，很神气地说:“你们不相信我？好吧，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咱们到徐恩曾府上说话，在这儿犯不上跟你们磨嘴皮子。到了那儿，你们就知道老子是谁了。”

　　这几个家伙有些被镇住了，但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硬着头皮跟爸爸上路。爸爸开车把他们拉到徐恩曾宅院门口，气哼哼地说:“到了，请下车吧，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说完爸爸径直进了屋，跟保卫周副主席来的警卫龙飞虎作了交代。龙飞虎随即挎着盒子枪走了出来，把他们臭骂一顿。这下子他们老实了，像霜打了似的，灰溜溜地回去了。

　　要不是周副主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特务头子交往，爸爸实在也难得这样的脱身机会。就这样，周副主席再次救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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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妹妹的救星

　　我妈妈钟可玉是印尼归国华侨，15岁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大陆，求学报国。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读大学。由于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苏联医生抽脑脊髓坏了事，在延安无法救治，组织上决定让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会部知道了这个消息，派人用担架将她抬到枣园社会部，给她交代到南洋开展秘密工作的联络方式。妈妈和叶剑英参谋长是老乡，叶帅担心这一路沿途军警盘查，多有险恶，就让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称阿叶。没想到在妈妈南下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中断，南洋去不成了。这时，妈妈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只好到重庆红岩办事处报到。

　　妈妈是1942年到重庆红岩办事处的。由于身患重病，加上旅途劳累，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周副主席知道后，亲自约她到周公馆谈话，给予安慰和鼓励。那时，夏衍在北碚温泉租了套房子，刚好他不在，周副主席便通知钱之光处长，拨款让妈妈去北碚温泉疗养，住在这套的房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妈妈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并很快回到办事处，在顶楼的秘密电台工作。顶楼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房间像鸽子笼，又低又小，窗户开在房顶上，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夏日太阳暴晒，酷热难当；又由于保密的关系，电台的工作人员通常是不下楼露面的。

　　由于口音的关系，好多人把妈妈的名字“阿叶”听成了“阿姨”，所以后来办事处老老小小都不喊妈妈的名字，而喊“阿姨”。

　　在周副主席的关心和呵护下，爸爸和妈妈两人在红岩办事处相遇，相知，相爱了，在延安结了婚。结婚那天，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前来贺喜，邓妈妈十分高兴地说:“你们两个是办事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对！”

　　后来，妈妈怀孕了，回到重庆后，周副主席有一瓶朋友送的维生素，自己舍不得吃，派人送给了妈妈。

　　1946年2月，妈妈临产，由于是头胎，没有经验，折腾了半天，才把我生下来，然而胎盘怎么也下不来，肚子仍然是鼓鼓的，只能躺在那里痛苦地哼哼。爸爸忙着照顾我，不知妈妈那里该怎样才好，庆幸的是办事处有卫生所，于是赶忙叫人去把卫生所的毕大夫喊来。

　　毕大夫是荷兰归国华侨，他认真给妈妈做了检查，然后直起身来，用磕磕巴巴的华语说:“产妇肚中还有一个女孩，但她太弱了。”原来妈妈怀的是龙凤胎。

　　办事处卫生所的条件有限，根本没有妇产科方面的药剂和器械，不过毕大夫有自己的高招，他跑回自己的宿舍，拿来先前煮好的咖啡，让妈妈喝。妈妈回国前在印尼也喝咖啡的。40分钟之后，经过毕大夫精心护理，妈妈再次生下一个女娃，就是我妹妹袁青。

　　毕大夫是1945年初从延安来重庆的。他医术高明，办事认真，又平易近人，办事处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大约是七八月份，日本投降前夕，南方局决定派毕大夫回荷兰，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继续为党工作。毕大夫是个急性人，得到通知后，恨不得马上启程。但是，他的出国护照没有办下来，而且由于战乱，交通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出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十分着急，天天催爸爸给他办手续。爸爸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虽然也希望他早日启程，但是考虑到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没有充分的安排，不宜仓促批准。他反复给爸爸讲:“对这些华侨，我们一定要负责，特别是他们的安全，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任何差错，找不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决不能让毕大夫走。他心情不好，你多陪陪他，向他多做解释，让他不要急，慢慢等嘛，着急能急坏身子的。”爸爸把周副主席的话转达给毕大夫，毕大夫深受感动。

　　如果没有周副主席对毕大夫细心周到的关照，毕大夫那会儿可能仓促上路，也就没有后来他施展医术，救了妈妈和妹妹了。由此，我们母子三人的安危和周副主席的体贴入微相关甚紧。

　　得知妈妈分娩有惊无险，大家都来看望妈妈和两个孩子，亲切地叫我们“双双”、“对对”。叶参谋长也来看望他的这个“侄女”，幽默地说:“你这个小母鸡下大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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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我在新疆兵团工作，邓妈妈到石河子市视察，顺便瞻仰当时国内唯一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我工作生活了12年的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在一块四周环绕着高大林带的800亩条田中央，矗立着石河子人民为纪念周恩来总理修建的纪念碑，而这块涌动着金色麦穗的条田，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连队的条田。

　　6月23日中午，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列队，欢迎邓妈妈到来。

　　邓妈妈来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弯腰深深地鞠躬，然后绕着碑台仔细察看了碑文。当看到欢迎她的群众时，赶忙走上前来，不顾旅途劳顿，和大家一一握手，逐个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以及老家在哪里。

　　当她把手伸向我时，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这时有人向她介绍我是北京支边青年，出生在重庆办事处，邓妈妈赶紧问我爸爸是谁，当得知爸爸是袁超俊时，她提高了声音:“袁超俊，你是双双！”

　　我连忙补充:“我妈妈叫钟可玉。”

　　邓妈妈立刻纠正道:“你妈妈那时不是这个名字，她叫阿叶。”

　　她接着说:“能在这里看到你，我很高兴。你叫什么名字？”

　　“袁明。”

　　“噢，袁明，你偏心，你像你爸爸多，像妈妈少，你偏心。你是小袁超俊。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我回去对你爸爸妈妈讲见到你了。”

　　活动结束时，邓妈妈走到车边，一只脚已经踏在车的踏板上，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向人群中张望。当重新在人群中找到我后，她离开车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真没想到。（对大家）告诉你们大家，我见到袁明的时候，他只有这么长（用手比）。他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吃了很多苦。（转向我）你就是小袁超俊，来，我们一起照个相，回去我带给你爸爸妈妈看看。（对大家）你们大家不要说我偏心。”

　　站在高高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面对滚滚的麦浪，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紧紧依靠着亲爱的邓妈妈，一声快门记录下我那终生难忘的一刻。

　　这样，我成了唯一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和邓妈妈单独合影的人。

　　还有一些琐事让我们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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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本姓严，爸爸原来的名字叫严金操，为什么会改叫袁超俊了呢？说来也和周副主席的关爱分不开。

　　周副主席1937年刚到武汉时，得知爸爸曾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并且眼下还用的是原来用的名字，就严肃地对爸爸说:“不行，你得把名字改一下，不能让他们老来注意你。”

　　爸爸回来认真想了一下，名字好改，把原来的名字颠倒一下，再做个谐音，金操就变成了超俊了。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姓可就不那么好改了，要改，也得改得有意义。思来想去，爸爸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袁梓桐，他是爸爸的同乡、同学，又是爸爸的革命启蒙人，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好，就跟他的姓，走他走过的路，继承革命遗志，像他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就这样，我们一家都改姓袁，我叔叔袁林一家也跟随爸爸改姓袁。

　　爸爸一直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工作对安全保密要求极高，所以在周副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不得不避免与周副主席合影。所以他没有一张和周副主席的合影。

　　1946年5月，周副主席要带大队人马返回南京，安排爸爸留守善后，看到我们家大小四口，一间房间不够住，就把自己住的套间房安排给我们家住。家具蚊帐等，统统留给我们家用。妈妈看到周副主席用过的纱布蚊帐，上面补满了补丁，不禁埋怨起爸爸，怪他不给周副主席想办法更换新蚊帐。爸爸委屈地说:“不是我们不给他换，是他自己不要换，发给他的新蚊帐，他都托人带到延安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A繁多

好，顶个！

天佑中华

大爱无疆……这只是周恩来精神的一些具体体现~~~

永日

这几个家伙有些被镇住了，但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硬着头皮跟爸爸上路。爸爸开车把他们拉到徐恩曾宅院门口，气哼哼地说:“到了，请下车吧，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说完爸爸径直进了屋，跟保卫周副主席来的警卫龙飞虎作了交代。龙飞虎随即挎着盒子枪走了出来，把他们臭骂一顿。这下子他们老实了，像霜打了似的，灰溜溜地回去了。
zgr19 发表于 2010-5-19 13:34

牛，典型的狐假虎威，其实还是狐假“虎警卫”威

え雪儿

真实的回忆反映出细细密密的关爱

yedeyue

总理一生是给予爱最多的人！

水木子

总有那么多往事让我们在不经意中感叹，感受周恩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