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中，都有比较好的朋友。然而我最钦佩的、至今还保持着七十多年友谊的益友，是邓颖超。她开朗的性格、纯朴的气质，对人极端热情、真挚、富于感情，对工作认真负责，敢想、敢说、敢闯的精神和勇气，都使我难以忘怀。从1919年她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始，始终不断地投身于各次革命运动，无论是“三.一八”、“一.二九”运动，还是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无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是建国之后领导妇女们参加建设，她都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和领导人。如今她已85岁高龄，却仍然孜孜不倦地为人民服务。象这样的革命老人怎不令人敬佩！
我虽已八十八岁，和颖超见面已非易事，但孩时的记忆仍是那么美好，把我的心和她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5年至1916年，我们同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附小上学，她在乙班当班长，我是插班生，在丙班。我们两个班教室相连，她知道我是新生，对学校的一切都很生疏，便主动和我接近，告诉我学校的情况和一些规定。我们有时在一起玩，渐渐地建立了较好的友谊。
颖超的家离学校较近，她父亲去世只有一位母亲。我家离学校很远，中午不能回家，她看我一个人在校很闷，便约我去她家玩。有时候，她吃过饭便和我一同回校温习功课，我有不懂的，她都热情耐心地帮助讲解。我们俩人都喜欢运动，做完功课就打球、跳绳。有时也互相谈谈各自班里的情况。我们班有一位老师的脾气不大好，说话又有地方口音，同学们听不懂，他就发火，跟我们大声嚷嚷。我认为老师不该对学生这样大嚷大闹，但是我不敢反抗。我告诉了颖超这事，她说不要怕，有理就讲，老师再发火就给他提出来。我很佩服颖超的见解和勇气。可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促了！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她。不过这短短的岁月，令我终身难忘。
1920年，我们在北京相会了。那时我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每星期六回到我姨家。一天，我表弟从学校回来，说他的老师是从天津来的，叫邓文淑。我一听，是邓文淑，便叫起来，并告诉我姨我和文淑的关系。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同表弟一道去看她，她住在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家，自己开伙。我俩一见便拥抱起来，亲热不够。原来她从女师毕业后，到北京师大一附小来教书。这时，我们都经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由少年步入了青年，相见之下叙不尽过去的友情、眼前的境况和对未来的向往。两个人握着手说个没完，直到我表弟说：“姐姐我们该回家吃饭啦！”我和颖超才约定下周在公园里相晤而辞。以后，我们每隔一两周相晤一次，谈工作、谈学习，有时去公园散步。
她是一年级的级任老师，非常热爱孩子，深懂儿童心理，教学方法灵活，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种知识，使孩子们易于接受，学生们都喜欢她。她虽教一年级，可二年级的孩子们也跟她特别亲近，一见她就围着喊“老师！老师！”，向这问那。1922年暑假毕业后，我去济南教书了，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我们俩到海王村公园拍照留念。那时我们都多么年轻啊！
1937年，我在武汉社会教育工作团工作，有一次在轮渡上忽听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啊，是颖超！阔别十几年，在战乱中相遇，真是欢喜若狂。我俩握手攀谈，她告诉我，我离京不久，她也去了上海、广东，并高兴地说她学会了说广东话。正说着，有个人来叫她说田汉的女儿找她有事，颖超说了一句：“等会儿咱们再谈！”匆匆地走了。谁知一会儿船靠岸了，在拥挤着的人流中登岸，我们俩没能再见，互相连地址都没来得及留下，就又别离了。整整八年过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在四川壁山社会教育学院教书，学校要迁回苏州，我在重庆等飞机，抓紧时间去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她，我们的老朋友于树德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不相识的人，无法多交谈，只是老友相见问候了一番便握别了。
解放后，在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会上，我们相见了。那庄严而热烈的会场上，我们只能相视而笑，热烈握手，等她和总理跳舞到了我的桌前时，我用彩花撒了她满头满脸，她望着我笑，我也只顾跟她开玩笑，却忘记了那被我撒了一身彩花跟她跳舞的人，是我们尊敬的周总理。
有一次，她从外地回京到妇联开会，一进会议室的门看到我坐在那里，向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便过来捧着我的脸，使劲摸着高兴地说：文振你来啦！好象她根本不是什么妇联副主席，还是我的小学同学。散会后她让秘书把电话告诉了我。
大概是1952年或是1953年吧，有一次妇联开完会她送我回家，在车上她问我愿不愿意归队？因为我过去一直是作教育工作的，没搞过妇女工作，我说，你是领导，你看着办吧！当时她工作特别忙，还想到我的工作不对口，她真是一位细心关心他人的同志和朋友。还一件事我感受很深。有一次，过去房东家的人给她来了封信，极普通的问候信，我们给回复了。我见到她时告诉了这件事，她说，象这样的信，你们还是应该给我看，这是人民对我们的情谊。她就是这样重视和珍爱与人民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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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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