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两次东征 主政东江

硕颀

黄埔军校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恩来使用过的办公桌。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时使用的名片。

１９２４年９月，一位英俊的中国青年从法国巴黎回到广州。他就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的周恩来。这次回国，周恩来担负了领导革命的重任。直至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离开前往上海，他在广州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担任了中共广东（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要职，为国民革命事业奔波忙碌。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创建军队新型政治工作、组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许多开创性的工作，都是周恩来在广东完成的。
　　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年轻有为，处处彰显出他的领导才能、敏捷机智和人格魅力。“２７岁管２５个县，‘地盘’比现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要大。”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周恩来当东江行政区“一把手”时，管辖现时的惠州、汕头、梅州、汕尾、河源、潮州和揭阳７市，共设２５个县，占了广东大半地方。
　　长期研究党史的曾庆榴认为，聚焦周恩来任中共广东（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政东江这三个节点，基本上就能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在广东大革命运动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广州还是周恩来收获爱情的浪漫之地。１９２５年８月８日，他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此后半个世纪，两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成为模范革命夫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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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德楼”房客不寻常
　　决战商团平息叛乱
　　在广州老城区的文德东路文德里，有一座民国建筑叫“文德楼”，由５幢３层的楼房连成一体。在周边繁华的街景包围下，这栋外表陈旧的老房子很不起眼，里面居住着“七十二家房客”。但门楼前墙面上镶着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字样，告诉了人们这里经历过一段重要的历史。这里就是周恩来曾经居住的地方。
　　１９２５年秋，中共广东区委向业主租赁文德楼的部分房子给工作人员居住，包括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李之龙等都是当时的住客。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也曾住在首层。
　　“文德楼是华侨回国建的私人住屋。”热心的街坊大婶陈姨告诉记者。“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居住在３号２楼的一套房子。原来的房主已移民美国十多年，以前听他跟人讲过那套房是带卫厕的两居室一厅，周恩来和邓颖超住一间，邓颖超的妈妈住另一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相片长期挂在屋内。”
　　当年的文德楼没有挂出中共广东区委的牌子，却是中共在全国唯一公开活动地场所。
　　曾庆榴说，周恩来到广州后，先从事工人运动，不久，根据党中央指示，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又称两广区委）委员长，肩负起领导广东、广西、闽西南及南洋等地党的工作重任，“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周恩来还受党的委派参加“民族解放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的广州，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尖锐复杂，革命政权面临严峻考验。“双十惨案”就发生在那一时期。当时，国民党右派还在广州阴谋策划以大地主大买办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叛乱，企图把新生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是辛亥革命１３周年纪念日，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各界群众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大会，声讨商团的反革命行径。“周恩来亲自参加和指导了这个大会。他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演讲，号召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会后举行了示威大游行，但遭到了商团军的镇压，当场打死２０多人，受伤百余人。史称“双十惨案”。
　　革命者的流血牺牲，让周恩来更加看清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主张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机立断，“以决最后的死战”。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５日，广东革命政府调动武装力量，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把商团打得落花流水，拔去了这个仇视革命政权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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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气周主任进黄埔

　　政治教育有声有色

　　成立于１９２４年的黄埔军校，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一所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从这里走出了许多著名将领。

　　记者约好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冯惠，她说在校本部见。校本部俗称“走马楼”，是当年军校办公及部分学生住宿和学习的主要场所。

　　军校政治部，位于走马楼第一进首层西边，约四五十平方米，房间内陈设很简单，两行８套办公桌椅排在中间，面对着一张背墙的大木桌，桌上整齐摆放着工作日记薄、铁网文件篮和文具等办公用品。“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在这里办公，坐的位置是那张大木桌。”冯惠说。

　　设置政治部是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这在其他军队或讲武堂是没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顾名思义，它的作用就是施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据冯惠介绍，军校允许不同党派和学派的思想理论及学说传播流行，既讲三民主义，也讲共产主义。

　　“戴季陶是第一任政治部主任。他的思想和理论被称为‘戴季陶主义’，肆意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后来，就离开军校到上海去了。”戴季陶走后，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主任职务。但邵根本不懂政治工作，师生们一肚子意见。

　　几个月后，来了一位让党代表廖仲恺一见面就说“我们等你好久了”的年轻人——新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任职时的一张“标准照”陈列在《黄埔军校史迹展》上，镜头里的他一身戎装，英武帅气。“他是当时黄埔‘四大美男’之一哟。”冯惠笑称。这张照片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介绍周恩来生平时必选的经典照片之一。

　　周恩来的到来，给军校注入了新气象。在他的主持下，过去是“空架子”的政治部逐渐强大起来，创建了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模式。“除了政治必修课外，政治部还采用了演讲会、讨论会、问答、文艺演出、出版刊物等方式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设立了政治问答箱后，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将问题写到条子上投入箱内。”冯惠说，每周一开箱后，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和政治教官张秋人、萧楚女就会对条子上的提问一一作答。

　　周恩来经常给学生上政治课，做报告。由他主讲的“国内外政治形势”这门课，每次一开讲，便座无虚席，全场静神聆听，场面不亚于如今的“粉丝”“追星”。

　　黄埔军校第一期中，有位声名显赫的学生——胡宗南，后来成为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在校期间，胡宗南最尊重的教官就是周恩来。虽然他当时２９岁，比周恩来还大３岁，而且当老师教过７年书，却非常佩服周恩来。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胡宗南约了几个同学送行，称“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为蒋介石留不住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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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头回“做官”

　　主政东江关注民生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是周恩来、也是中共党员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的开端。这一年，他２７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２６年，是备受爱戴的“人民的好总理”。其实，早在主政东江时，他便显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周恩来走马上任后，一方面致力于实现党纲及政策，一方面将如何扶助人民求得幸福作为己任，着手规划开发和建设东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关注民生’。”曾庆榴说。

　　周恩来在东江召开行政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制定市政、县政计划，制定教育、实业、水利、交通各项计划。会议收到提案及计划书２９７件，报告书及调查表２５４件，涉及各地户口、财政、教育、交通、实业、治安等具体问题。９３件议案获得通过，包括了治河、浚港、造林、筑堤，开辟省道、县道、街道等建设提案。

　　“按照周恩来的思想，革命者不仅仅以铲除苛政为满足，而应当从事‘积极的建设’”。曾庆榴介绍说，当时会议上通过的议案中，有的提出疏浚汕头港口，发展对外交通，以谋东江工业、商业的发展；也有的想出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法，责成各县开通电话，并速建无线电台；还有的认为要优待小学教师，增加教育经费，发展平民教育等。

　　“虽然因形势瞬息万变，这些计划、议案在周恩来主政时无法实施。但这也充分说明，共产党人一掌握政权，就能够运用权力，积极领导生产建设，努力造福于国家人民。”曾庆榴如是评价。

　　东江是国民政府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收复的第一个地区，却任命共产党人的周恩来担任行政首长，这是为什么？面对记者的疑惑，曾庆榴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参加国民革命，在斗争中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并赢得国民党左派和各界同盟者信任的结果。

　　“周恩来刚开始并不愿意当这个‘官’。”曾庆榴说起了当年一些曲折的过程。“他说自己‘年少识浅，身兼数职’，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那时，周恩来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或许觉得军队工作比政权工作更重要。”另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是，共产党员“做官”，当时在党内视为“出格”。“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共产党员成为政府官员。”曾庆榴认为，这与陈独秀的指导思想有关。“他担心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会成为‘官僚’。”

　　周恩来再三请辞未获批准，直到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才正式就职。他走上东江政坛，意味着突破了陈独秀不要“做官”的框框，开创了共产党员主政的先例。

　　故事钩沉

　　在粤六次遇险留下谜团

　　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工作的周恩来，身处险恶的环境，数度出生入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陈永红经过查找历史资料，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前在广东遇险多达６次：棉湖之役九死一生、沙基惨案幸免于难、“宵禁”枪击险些丢命、黄埔军校遭蒋软禁、普宁遇险暂避香港、途经汕头化险为夷。

　　在这些“历险记”中，“‘宵禁’枪击险些丢命”成为一直未解的谜案。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恺遇刺。国民政府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委员，认为这一暗杀案的后边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８月２４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商议，决定当晚１１时加强戒严，搜捕案犯，并规定了内部联络的口令。但蒋介石忽然担心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独自召集亲信，将戒严时间提前到晚上９时，还改变了原定的口令。

　　周恩来这天傍晚正好要到黄埔港口，迎接苏联派遣的“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到了９时多，周恩来看戒严时间快到，忙乘车赶往司令部想着要督察部队行动。他根本不知道其实全城已提前戒严，口令也改了。

　　远远看到司令部大门了，门卫突然大叫：“停下！”周恩来的司机没理会，继续向前开。门卫又高声问“口令？”得到的回答是原定的口令。门卫见口令不对，车又不停，大喊：“再不停，我就开枪了！”一串子弹飞了过来。

　　子弹射中司机，他见势不妙，急调车头拐进小巷后倒下了。听到枪响，周恩来忙伏下身子躲过一劫。他走下车连声高喊：“我是周恩来！”门卫这才发现是政治部主任，都吓呆了。当他们赶来抢救司机时，已没救了。

　　周恩来这次遇险，留下很多疑团。更改戒严时间和变更口令实属大事，蒋介石为何不通知“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周恩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而为？当时未能搞清楚，到现在还是一个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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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太平馆的“总理餐厅”

　　记者早就去过广州最早的西餐厅、北京路上的百年老字号太平馆，但没太留意它与伟人的一段渊缘。这次采访补上了一课：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年在广州结婚时，来这里用过餐。

　　再次踏进太平馆，店内还是那种怀旧的风格，堂皇奢华，一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情。

　　问过门口的咨客后，记者直奔３楼——“总理餐厅”。爬上窄窄的木质楼梯转身抬头，一幅大大的老照片映入眼帘：一对微笑的年轻伉俪幸福相依，男的俊朗，女的端庄。“这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当年的结婚照。”服务员介绍说。

　　记者挑了个位置坐下，服务员送上餐牌，上面介绍了一段历史。１９２５年８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曾应邀与友人在太平馆就餐。后来，周恩来又两度光临太平馆并建议扩建。有人记得他当时吃了红烧乳鸽和鸡丝炒饭。

　　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总理套餐”、“总理夫人套餐”，红烧乳鸽和鸡丝炒饭成为主打。“很多客人都是慕名而来，特意要点这些菜。”

　　一位老员工说，太平馆创办人徐志高原来是广州沙面一家外国洋行的厨师，后来想开一家中国人自己的西餐厅，就自立门户当了老板。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这家创办于公元１８８５年（清光绪十一年）的老店，经过了两次扩建，成为了现在拥有６００多个座位的大型西餐馆。

　　专家点评

　　军政生涯

　　始于广东

　　——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

　　早在１９９８年周恩来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曾庆榴就主编过《周恩来与广东》一书。近来，他又与央视合作，担任大型纪录片《黄埔军校》的总撰稿人，片中有多处涉及周恩来的内容。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党史研究成果，认为周恩来有两个突出的人生阶段是在广东首启的，成为其后来革命经历的重要基础。

　　曾庆榴认为，周恩来的军旅生涯始于广东，重要标志之一是他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而在东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是他从事地方工作的起点，为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迈开第一步。

　　广东国民政府为讨伐盘踞在东江潮梅一带的陈炯明，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和１０月先后两次举行东征。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领导学生军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周恩来创建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两次东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庆榴说，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工作人员，时时刻刻抓紧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明确东征的目的，英勇杀敌，不怕牺牲。强大的政治宣传工作，还唤起了工农大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奉广东国民政府之命，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成为共产党人主持地方政权的先驱。

　　曾庆榴指出，周恩来主政东江，最具开拓意义的，是努力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积极沟通人民与政府合作的渠道，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恩来很早就说过：“真正共和国必许人民以自治，且必许拥护共和最力之平民以自治。”

　　曾庆榴说，周恩来主持的东江行政会议，以职业团体代表参政议政的形式，取代旧式“议会”，积极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开启政府与人民合作之机，其意义是不应低估的。（记者 李明 图片由姜滨提供）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0/c_121328152_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