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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张闻天因为外宾接待和周恩来当众发脾气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闻天。一次在总理处召开党组会,刘英和中组部的帅孟奇商量调李一氓当驻缅甸大使,一些党组成员表示不同意,说他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人的关系搞不好。周恩来也觉得李一氓有点文化人的吊儿郎当,对他当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张闻天认为,那样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缅甸当个大使?何况他做了外交工作后作风已有改进。最后总理还是同意了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
    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这是张常说的话)。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这最后一点也是张自己在会上挑明并且做了自我批评的。
    在我跟他们两人工作中,对他们都很尊重和景仰。但有一次两人发生了冲突,我也被卷了进去。这就是1957年初在外宾接待问题上矛盾暴露和总理当众发脾气的事。说来也话长。
我们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对上边来人检查、外头来人参观、特别是外宾来访,都要做好回答问题的应对准备。打扫沿路和参观单位的卫生,当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礼留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套在延安整风后就开始了。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代表团和1945年接待政协访问团时就这么干过。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有一次范长江就当着我的面向张闻天诉苦说,建国初期邀请乌兰诺娃来华演出,她因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有点伤风感冒。于是总理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邓颖超)的名义,送一件貂皮大衣给她。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写成后,姬批让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后不满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后他才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
    对这件事,从内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识到这是针对总理的,因此多了点心眼,除事后报告张闻天外,还特意保留了姬鹏飞的四个批条。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张闻天同我商量补救办法,我也没辙。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是个谨慎的人,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11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据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罗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何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大家注意黑体字部分,我还是第一次见人这么评价总理。
总理喜欢排场?总理不注重规章制度的建立?
张言之有理,周必有苦衷!
说的是实话,周总理肯定有他的难处,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总理也难啊,谁让皇帝不死呢!!!!!!!
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
水木子 发表于 2011-5-23 11:46
还有这事呀
天哪!原来这个也能被批准呀!这种文章比较少见。
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11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
水木子 发表于 2011-5-23 11:46
贺老总和乔冠华好可爱哦
我觉得大家不能用总理有苦衷之类的话解释,看上去像狡辩似的……

要说礼宾改革,都是从总理讲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由于作者所在的地位不同,比如作者当时是不是只是个科员,这些东西都是听来的?或是其他的原因,有点像没有来由的埋怨。
规章制度就不用说了,现在机关的多少规章制度不是总理当时定下的?
发这篇文章是希望大家讨论……
张闻天看问题还是比较准的,包括对毛的看法。我看他对总理的的意见也是对的。总理是有一些事务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与他的性格和长期的工作方式有关,彭德怀也有类似看法。在办外交上讲排场也是真的,当然那时候中国急需在外交上有突破,稍微出点格也是必要的。在接待外宾问题上,我看见西哈努克的一个回忆录,提到他在中国的几年里,无论出行总理总要亲自接送,连他都觉得不好意思。这可能也是总理的一贯作风。还有与外宾吃饭排座位之类的事都要亲自过问,确实很累,有次还把邓大姐批了一通。但这样的缺陷并不能掩盖总理大的优点和他的高尚品德。人非圣人,都是有弱点的。
本帖最后由 ccr 于 2011-5-24 20:24 编辑

哎,有些场面的事太寒酸能行吗?
其实,周在礼宾革命方面,是有很多举措的.
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主持下,对国宾访华的礼宾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取消机场讲话和仪仗队的分列式表演;国宴上不正式讲话,只简单祝酒;外宾参观不组织迎送;不安排群众欢迎大会;取消我国领导人回拜国宾的做法和递交国书仪式上不再安排致颂词、答词等。
1972年12月,中央批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文件,其中对关于组织群众欢迎外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但是,如在冬天(12月至次年2月),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时就没有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如果不坐敞篷车而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三,我领导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此后,基本就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如1973年来访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两起是在冬天,均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74年全年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而1975年,仅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
周恩来还有几次把国宴办到了大寨,让外宾吃最普通的农家菜,让外宾知道中国人自己也不富裕,对外援助也只能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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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的那套,谁都知道。

但也正好说明,他不善外交。

世上的任何事,只要是人做的,都有个情字。而作好人的工作,是办好事情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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