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重大革命历史片创作“第一枪”

永日

打响重大革命历史片创作“第一枪”                           
——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南昌起义》台前幕后                            危春勇/文   

    "功在第一枪，首义战旗红"。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将军萧克写下的诗句，精辟而经典地概括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
    爆发于1927年8月1日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其功绩早已载入史册。本世纪伊始，新华通讯社将南昌起义评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20件大事之一。
    1981年7月1日，直接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南昌起义》，作为向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生日的献礼片，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映。此前在银幕上，还没有聚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      
   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大片，从酝酿拍摄到完成上映，历时4年。不仅首次在银幕上全景式再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果敢打响第一枪的伟大壮举，而且也为我国影坛如何真实准确术地反映和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鸣放”了成功的“第一枪”。
    在南昌起义85周年到来之际，本人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和采访所得，披露和介绍有关电影《南昌起义》创作拍摄的一些内情，以为纪念，同时藉此向今年初去世的该片导演汤晓丹大师表达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话剧《八一风暴》的创作与演出  
  谈电影《南昌起义》，必先从话剧《八一风暴》说起。因为这部影片，是以话剧《八一风暴》为基础进行电影化再创作的。
   《八一风暴》是江西省话剧团演出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出经典剧目。该剧的作者之一、年逾八旬的刘云老人回忆说，1958年，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向全省文艺界发出“回忆革命史，歌颂总路线”的号召，掀起“五一”、“七一”文艺创作新高潮。此时在省文化局工作的他和余凡，主动请缨创作反映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获批准后，俩人便住进“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原江西大旅社）四楼，研究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资料、访问八一起义时在江西大旅社工作的工友。当时天气炎热，没有空调，俩人日夜奋战，苦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话剧草稿，暂定名《第一面红旗》。省文化局长、省剧协主席石凌鹤听了介绍和宣读后，对剧本除肯定外，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作者根据凌鹤同志所提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为使剧本更适合话剧排演，在征求了省话剧团演员们的意见后，俩人对剧本又作了一次从头到尾的修改，并将剧名定为《八一风暴》。这就是1958年7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江西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油印的最初稿本。省话剧团按初稿本日夜赶排，并于 7月底在《江西日报》上刊登了在南昌首次演出话剧《八一风暴》的广告。1958年8月1日，《八一风暴》正式公演，反响相当热烈，在英雄城南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59年1月15日晚，来南昌视察工作的贺龙元帅在华东局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陪同下，来到江西艺术剧院观看话剧《八一风暴》演出，并亲切地接见演职人员。第二天下午4时许，贺龙元帅在滨江招待所和赣江的游船上接见了该剧的编剧、导演、省话剧团负责人和一些主要演员，谈了对话剧《八一风暴》的修改意见，为这部戏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指明了方向。贺龙同志指出：“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把政治、艺术、技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戏是成功的，可以到北京、上海去演。大胆地演吧，边演边改！”
    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省、市文艺界之后的两次座谈会的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建议，刘云、余凡和江西省话剧团的雪草、张刚一道，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再对剧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尤其是对剧中重要人物进行了充实和丰富，得到省委领导和省文艺界的肯定和好评，并定为晋京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
    刘云介绍，1959年6月，省话剧团带着修改后的《八一风暴》沿长江而下巡回演出，7月上旬抵达上海，在申城一炮打响，30天演出4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9月10日赶到首都北京，第二天解放军总政的同志就把省话剧团接进了军委礼堂，晚上总政领导及指战员观看演出后反响强烈，《八一风暴》在北京首演获得成功。9月14日晚，《八一风暴》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张治中、邵力子、沈雁冰等多位中央领导人和邓颖超同志等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给予了好评。结束时，中央领导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来自革命老区的两大文艺剧团——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同时晋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特别高兴。9月16日，周总理为此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两个剧团来京献礼的演员和《八一风暴》的作者。贺龙、陈毅副总理及夫人等出席。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等与《八一风暴》的作者和两个剧团的领导与周总理同在一桌。总理谈笑风生，不断给大家挟菜，演员们激动万分，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话剧《八一风暴》在北京献礼演出后，得到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和《戏剧报》等发表十余篇有关《八一风暴》的剧评。1960年3月，刘云、余凡、雪草、张刚创作的话剧《八一风暴》剧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八一风暴》是人民群众和文艺界公认的优秀话剧剧目。在上世纪50末至60年代，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上海戏剧学院，全国许多省话剧团、京剧团、评剧团等纷纷演出或移植演出《八一风暴》，使历史上的八一南昌起义更加深入人心。张家口市京剧团根据话剧改编的京剧《八一风暴》，从1959年底到1965年，共演出了898场。1963年夏，京剧《八一风暴》进京演出40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抽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全体演职人员，给剧团以极大的鼓舞。
    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篡党、篡军和夺权的目的，蓄意将《八一风暴》污蔑为“大毒草”，打入“冷宫”10年之久。粉碎“四人帮”，扫除阴霾，文坛重现生机，与观众久违的《八一风暴》，再度活跃于舞台上。1977年1月，正值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全国上下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张家口市京剧团复排京剧《八一风暴》，上演后激发观众的感情共鸣，赢得一片掌声。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随之在全国刮起了新一轮的“八一风暴”热。江西省话剧团、总政话剧团及很多省市话剧团，不久陆续恢复重新排演了《八一风暴》。
    江西省话剧团复排《八一风暴》，又先后对剧本作了两次重大修改，在省内外巡演一路火爆。据主要演员回忆，在上海演出时，观众在剧场外守夜买票，三四张南京前线话剧团的《东进序曲》的票才能换到一张《八一风暴》的票。
     电影大师赵丹最先参与影片筹备    话剧《八一风暴》在上海演出期间，吸引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的目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不少知名艺术家观看了《八一风暴》的演出，并萌发了将其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的想法。这其中便有电影艺术大师赵丹。作为这部影片的最早参与筹备者，他为此付出了较多心血，直至抱憾终天。
    赵丹在上世纪30年代即从事电影工作，也是建国后银幕上首屈一指的实力派男星，60年代初文化部评出的“22大电影明星”之一，其塑造的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历史人物形象在新中国电影画廊中光彩夺目。赵丹与被文艺界视作良师益友的周恩来交往甚笃，他对周总理非常有感情。粉碎“四人帮”后，舞台上相继出现一批反映和歌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的戏剧作品，也激发起赵丹在银幕上塑造周恩来形象的追求与热望。
    1977年春夏，赵丹受组织指派，带着创作反映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的使命，沿着老一辈革命家足迹，自南昌到九江，登庐山，下安源，转武昌及湖南，瞻韶山，直至广州黄埔后，又上井冈山，一路采访调查，广泛收集创作素材，为影片做着精心的准备。行程中，收获甚丰、激情四溢的赵丹于国庆之日，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老兵行》的诗篇，刊登在当年第10期的《人民电影》杂志上，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等闲磨难淬筋骨，抖擞须眉绘英雄”。2004年3月间，曾有读者在报纸上刊登他接待陪同赵丹在庐山写生的图片，反映的就是赵丹此次行程中的一个花絮。然而，十年“文革”中经受的磨难和摧残，使赵丹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昌采风期间，他曾因病不得不住进江西省人民医院治疗。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黄泛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大型彩色故事片《大河奔流》，以向建国30周年献礼。根据剧情，影片下集结束部分，将首次出现由演员扮演的周恩来总理形象。赵丹为此多方奔走，希望在影片中扮演周恩来，并精心准备，请专人为他设计了定妆照。影片正式开拍时，赵丹却接到了不让他演周总理的通知。原因是有领导同志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恩来。这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至死都难以释怀。
    1980年10月10日，正当电影《南昌起义》在南昌轰轰烈烈地拍摄时，罹患胰腺癌的赵丹带着诸多未了的心愿，在北京医院412病房离开人世。出师未捷，给梦寐以求拍“八一”、非常渴望在银幕上塑造总理形象的一代影帝，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上影厂为电影拍摄配备强大阵容
    上海电影制片厂对拍摄反映南昌起义史实的故事片相当重视。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创作人员有较大调整和变化，但拍摄这一电影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一直延续了下来。上影厂颇有文才的专业编剧李洪辛，被厂领导指定为负责电影《南昌起义》的剧本创作。
     李洪辛是一位有着丰富舞台和电影剧作实践经验的资深编剧。抗战期间，他就投身于戏剧创作，曾编写和导演多部抗战题材的独幕剧与多幕剧。解放初，加入以夏衍、叶以群等为理事、陈鲤庭主持的“电影文学研究所”后，一直在上海电影系统担任编剧。1960年，李洪辛与江西作者彭永辉合作，创作的反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电影《燎原》，被看作是其代表作。1964年，李洪辛还创作了与江西有关的电影剧本《景德镇传奇》。《南昌起义》之后，李洪辛紧接着又与彭永辉合作，写出了《燎原》的续集《大泽龙蛇》投入拍摄。
    尽管对江西题材比较熟悉，但李洪辛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接受《南昌起义》剧本创作任务后，年逾花甲的他阅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文献资料和历史人物的著作，并坚持深入到南昌、武汉、庐山、九江等地，访问纪念馆、党史专家和南昌起义的亲历者，同时参考吸收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等主创的新版话剧《八一风暴》的部分素材，严格按照电影的手法和特点进行创作，不久就写出了电影《南昌起义》剧本初稿，其一大突破是直接反映历史事件本身，并将重要历史人物真名实姓地写进剧本之中。
    将南昌起义的历史搬上银幕，是富有意义的好事，又是极为严肃的大事。对此，上影厂特别慎重和负责。1980年春夏在电影开拍前，该厂文学部的姚国华、金大漠两位编辑专程来到南昌，征求江西方面的意见。刘云回忆说，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李定坤同志约他到家里，会见姚国华、金大漠同志，就上影根据话剧《八一风暴》改编成电影一事，向他们谈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刘云向姚、金两位编辑表示：“上影将话剧《八一风暴》改编成电影，这是大好事，我代表几位话剧作者表示欢迎”，同时又提出：“改编成电影可不能让前敌委员会书记、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到南昌敌人卫戌司令部赴‘鸿门宴’，这个情节是虚构的，用在话剧《八一风暴》中的方大来身上可以，用到周恩来同志身上，就是严重损害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也是违背历史的。因为当时周恩来同志，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到南昌的。”李定坤局长接着说：“原创作者的这个意见很重要，请你们考虑！”两位编辑当场予以认同，表示：“电影剧本不会这样处理！”
    1980年5月，上影厂为电影《南昌起义》的拍摄配备了强大阵容，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副厂长韩尚义亲任总美术，摄影是沈西林，作曲是吕其明。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几位都是当时享誉影坛的重量级人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从事电影或革命工作，创作经验颇为老道。足见上影厂对该片的重视程度。
    根据厂领导的要求，电影《南昌起义》必须要在1981年4月份出标准拷贝，以向建党60周年献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拍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抢时间，汤晓丹和十来个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对剧本初稿逐场讨论，进行修改和精简，将原剧本中近六十个人物压缩为三十几个，而真正与南昌起义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只保留了十几个，其余十几个人物则是虚构的艺术形象。编剧李洪辛立马根据集体讨论的结果写分场提纲，写出一场就交导演分镜头。汤晓丹后来形容说“是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在搞这次突击任务的创作”。（见《路边拾零：汤晓丹回忆录》442—44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在安排一名副导演去全国各地挑选特型演员的同时，汤晓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和制片主任沈锡元、摄影师沈西林、总美术师韩尚义、录音师周恒良等一道，带着手抄复印的分镜头本到武昌、汉口、九江、南昌、庐山等当年八一起义经过的路线和有关人物居住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并找景。
    各项工作准备完毕，1980年9月19日，电影《南昌起义》正式出外景开机拍摄。已满70岁的老导演汤晓丹率摄制组奔赴江西，辗转于庐山、九江、星子和南昌等地实景拍摄。星子县城南部的百年老街西宁街，年代久远，古色古香，曾是当地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因保存完好，风物依旧，《南昌起义》在此拍摄时，几乎没有搭设什么场景，只是挂了几个招牌作了少许点缀，就开动了摄录设备。据亲历者回忆，剧中周恩来与贺龙见面的戏就是在西宁街旁一栋白色楼房前拍摄的。

南昌实地取景拍摄留下闪光足印
    1980年，对于南昌来说称得上是电影之年，半年间先后有两部对江西比较重要、与南昌密不可分的故事片在这里摆开了“战场”。这在此前或之后都不曾有过。春暖花开的4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反映方志敏烈士狱中斗争故事的电影《血沃中华》来南昌拍摄；丹桂飘香的10月，英雄城人民又迎来了在银幕和胶片上演绎英雄业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南昌起义》摄制组。
    当时本人是一个酷爱电影的青年，有幸经历这两部电影半年前后在同一街道的取景拍摄，印象深刻。10月11日，是《南昌起义》摄制组到达南昌的第5天。在经过一番紧张的选点、排练后，“铁军进城受到市民欢迎”一场戏在今天的胜利路步行街拍摄。6个月前，同样是在这条街道上，《血沃中华》摄制组拍摄了方志敏被押游街示众的戏。只不过此次《南昌起义》的复古还原，规模更为庞大，人员更为众多，场面更为壮观，情景更为细致。
    当天从胜利路中段至中山路中段，实行了交通管制，人员和车辆禁行，所有商场店铺均关门歇业，800多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各个路口都有公安人员把守。为了再现当年铁军进城的英姿和欢迎盛况，省市有关方面动员了近五千群众当临时演员，并组织了一千多名部队战士协助拍摄。胜利路两旁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上挂满了“大拍买”、“大廉价”、“大放盘”的招牌，营造了电影里所需要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氛围。
    一大早，被邀请前来协助拍片的群众，一队队井然有序地进入了拍摄场地。他们中间，有的身穿长衫马褂，有的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有的西装贴胸，有的旗袍裹身。工人、贫民、官商、学生、儿童等各种打扮的人物应有尽有。他们分别打着“南昌市工人联合会”、“南昌市学生联合会”、“南昌市商民联合会”等旗号，伫立街道两旁……
    本人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老导演汤晓丹身着一套灰白粗布制服、肩上挂着一顶草帽；上影厂副厂长、美工师韩尚义身体健壮、脸膛黑红，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副导演姚寿康则面容清瘦、黑发稀疏，穿着一件米黄色工作服。他们站在人群前面立起的一座供拍戏用的升降台上，指挥调度，研究拍摄方案。
    像这样一个大型的群众场面，想一气呵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几经排练之后，总指挥才发出了命令：“开始！”顷刻间，发电车马达轰鸣，四五只聚光灯一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一支浩浩荡荡的人马开了过来。前面是乐队，紧接着三匹骏马，后面跟着整齐的大部队。铁军队伍在雄壮的北伐军乐声中，阔步前进。这时，花纸飞舞，人声鼎沸，夹道欢迎的工商学各界人士和群众挥动着彩旗，高呼着“欢迎铁军！”“打倒蒋介石！”“打倒列强！”的口号。骑在骏马上的贺龙、叶挺满含笑容，频频举手向群众致意……当这些生动的场面被摄影师沈西林和陈永钧一一摄录到了胶片上，老导演和美工师相对点头，表示满意，副导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由于各方配合有力，拍摄进行顺利，这场原计划拍一天的戏仅半天就完成了。事后，本人则根据在现场的耳闻目睹，写下了一篇《南昌起义》拍摄侧记的文章，寄给当时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的贵州《电影评价》杂志，该刊于1981年第1期发表。
    《南昌起义》摄制组在南昌的拍摄工作历时半个多月，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到贺龙指挥部，从朱德军官教导团与花园角2号旧居到叶挺指挥部，从百花洲到状元桥，再到水观音亭，等等，凡当年起义军战斗过的地方，大都留下了摄制组为忠实再现历史、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创作追求而洒下的辛勤汗水与闪光足迹。

汤晓丹将其定位为纪录性历史故事片      
   《南昌起义》的导演汤晓丹是中国电影的大家。从无声片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电影，他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在中国电影史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在解放前、解放后，“文革”前、“文革”后都执导过电影的导演。
    汤晓丹1910年3月出生在福建樟州华安。父亲是位华侨，童年时侨居印度尼西亚，１０岁随父回国。上世纪30年代初，汤晓丹在上海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先后导演戏曲片《白金龙》和故事片《飞絮》、《飘零》等。1934年后在香港执导《翻天覆地》、《金屋十二钗》等影片，揭露社会黑暗。因此有人亦将汤晓丹看作是“香港电影的开拓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晓丹导演了抗日影片《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香港沦陷后，他拒绝日本占领军合作拍片的要求，前往重庆。抗战胜利后，汤晓丹回到上海，拍摄了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天堂春梦》等影片。
    建国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汤晓丹，重点转向军事题材的电影创作，曾拍过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战争题材影片，积累了全面而又丰富的军事知识与指挥拍摄千军万马大场面的宝贵经验。这使出身布衣、未有行伍经历的汤晓丹赢得了“金牌导演”和“银幕将军”、“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之父”等诸多美誉。
    “文革”后期，汤晓丹与天然、于本正联合执导的军事题材故事片《难忘的战斗》，曾使晚年毛泽东落泪。据史料记载，1976年春节期间，中南海游泳池放映《难忘的战斗》。影片中，人民群众扭着秧歌、打着腰鼓，夹道欢迎解放大军进城时，触动了毛泽东的怀旧情结。他流着眼泪问护士长吴旭君“当年欢迎的人群里有你吗？”吴流泪点头，大家哭成一片，电影也放映不下去了，众人只得扶主席回去休息。
    也许正是因为在拍摄军事题材电影方面多有建树，上影厂才将拍摄电影《南昌起义》的帅印，交给了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导演。据汤晓丹自己回忆，1977年下半年，很少看话剧的他曾看过两遍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非常喜欢这个反映重大题材的剧目，当时脑子里也曾闪过将其改编成电影的念头，但不久便听说赵丹在搞这个题材他就没有去考虑。
    1980年5月上旬，汤晓丹接到厂长徐桑楚要他拍摄电影《南昌起义》的正式决定后，搁置手中筹备多时的《淝水大战》拍摄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该片的创作中。他很快找来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的《八一南昌起义》一书仔细阅读，悉心揣摩，随即便与编剧李洪辛等其他主创人员进行切磋，就影片如何拍摄并要拍摄一部怎样的影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实效的交流，在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两者的关系处理上取得了共识，并据此进行剧本修改和导演的二度创作。
    老导演对艺术创作一丝不苟，孜孜以求。在导演构思过程中，汤晓丹对未来影片的样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处理、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思考和大胆探索，决定采用纪录性历史故事片的样式，设想“把纪录性的历史材料和革命回忆录、传记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纪录性的史实和革命艺术的动人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但同时，他又深知 “历史故事片不是历史，纪录性历史故事片也不是纪录片” 这样一个原理。（汤晓丹：《将<南昌起义>献给党和人民》，见《电影故事》1981年第7期第5、6页）。因此，在具体的执导过程中，他对历史人物的刻画、造型处理，或镜头分切，都力求朴实、自然，既有如火如荼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浓烈的日常生活气息。
    在《南昌起义》的拍摄中，汤晓丹要求在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表现起义过程、刻画人物形象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对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作了积极的探索，强调即使是“虚构”也要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来构思。比如影片在表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离开武汉到南昌举行武装暴动，为此不得不化装成老中医出行的情节，就是在江西星子县拍摄外景时，从当地书店一本记载有周恩来曾经化装老大爷到苏区的史料的小册子上找到的依据。
    汤晓丹的夫人蓝为洁是上影厂的著名剪辑师，比汤晓丹小十七八岁。夫唱妇随，她负责剪辑的影片有不少是丈夫汤晓丹的作品。这次汤晓丹导演《南昌起义》，蓝为洁又亲任剪辑。本人手头上有一本1981年第1期的《电影故事》。在该期的封二画页上，刊登了电影《南昌起义》的剧照和13位人物造型照，其中有被誉为“银幕上第一大嫂”的王馥荔扮演的邓颖超，但后来与观众见面的电影里并没有出现邓颖超的镜头与画面。显然，影片的创作者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又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心剪辑，遵循人物的最终出现要看是否符合影片情节和故事展开需要的逻辑，而不搞所谓的“戏不够，名人凑”，也不是为了追求名人规模、名人效应而一味地罗列名人、展示名人。《南昌起义》创作者们的严谨态度和务实精神，由此也可见一斑。

孔祥玉版青年周恩来成银幕经典
    《南昌起义》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大片，除反映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外，还云集众多的风云人物。据统计，影片中出现的真名实姓的著名历史人物有十六个之多。究竟怎样让他们在银幕上如实地再现？经过再三考虑，汤晓丹决定大胆使用那些观众并不熟悉的新演员上银幕，并且首先要求形似，再通过排练指导，使演员与历史人物在银幕上缩短距离，进入神似。
    “即使没有化妆，也要像扮演的人物”，样子像了，人物出场就使观众相信“他就是当年的周恩来，当年的贺龙……，而不是哪个演员演的周恩来，演的贺龙”，无形中会使观众与银幕上的人物产生更亲切的感情交流。按照老导演的谆谆嘱托，副导演沈沦等拿着历史人物年青时的照片，奔赴全国各大城市话剧团挑选演员，搜寻《南昌起义》的“将帅”。经过一番努力和对各地征调来的演员试镜，“五大起义领导人”最终确定了扮演者。周恩来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孔祥玉扮演，贺龙由沈阳部队空政话剧团的高长利扮演，朱德由成都市话剧团的刘怀正扮演，叶挺由上影厂青年演员王定华扮演，刘伯承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配音演员孙渝烽扮演。三位话剧演员中，除刘怀正不久前在电影《大渡河》中扮演过朱德外,孔祥玉和高长利还没有拍过电影。
     两道浓眉，一双俊目，眉宇之间透露出洒脱之气。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孔祥玉将青年周恩来的那种英气、果敢和稳健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这部电影中，周恩来的戏最重，演员也最难选，既要表现他朝气蓬勃、沉稳坚毅的职业革命家的风度，又要突出他果敢干练、威武挺拔的军人气质，外型还必须年青英俊。应该说，孔祥玉都达到并符合这些条件与要求。
     参加拍摄《南昌起义》时，孔祥玉只有32岁，与剧中29岁的周恩来年龄相仿，并且在外形上也比较接近。孔祥玉1968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让他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是，他在学校时曾作为部队演员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领导演出过，在主席台上近距离见过周总理本人，所以一直“就把这个形象记在脑子里了。”出演电影《南昌起义》之前，孔祥玉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报童》、《团圆曲》中的周恩来，并获天津市青年表演优秀奖。当时银幕和舞台上也有好几位饰演周恩来的演员，但大都年龄偏大，不太符合剧中人物的要求。孔祥玉英俊清秀的面庞和孔武有力的气质，很符合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形象，即使不化妆也有几分像。他去上影厂试镜时，一下就被汤晓丹相中。老导演大喜过望一锤定音：“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周恩来！”仅过了两天，孔祥玉便接到剧组确定他在《南昌起义》中扮演周恩来的正式通知，虽说当时他还名不见经传。
   全力演好青年周恩来，孔祥玉着实花了一番功夫和心血。他说自己当时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去演，那时候追求形似，没有完全注意到神似的问题，在后来的演出中逐渐认识到追求神似的问题。为此他阅读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素材，认真地感受当年的时代气息。在导演的启发下，拍戏时他不是单纯从外部动作、音容笑貌去模仿周恩来，而是捉摸人物灵魂深处的思想感情，从精神世界去表现周恩来，深得导演汤晓丹的认可，评价“体现出了周恩来既稳重又敏捷、既多思又果敢的性格特征”。当电影样片在北京送审时，曾在黄埔军校见过周恩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大为感叹：“片子上出现的周恩来就像我几十年前看到的周恩来，可以说是形神兼备”。之后，邓颖超大姐看了《南昌起义》，对孔祥玉所塑造的周恩来形象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7年7月18日，孔祥玉随八一电影制片厂及全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访问团来到南昌，参加纪念八一起义和建军节的活动。在当晚举行的《八一军旗红》大型主题晚会上，孔祥玉以《南昌起义》中的造型，表演了周总理的讲话片段，唤起人们对伟人的深情思念和对孔祥玉银幕形象的美好回忆。在后台，本人见到了已经六十开外的孔祥玉。对在江西拍戏的岁月，他记忆犹新，回忆拍戏的大部分时间天气炎热，由于剧情需要，有时得穿中山装、有时得着西装，有时又要穿军服，不包括化妆，场场戏光擦汗就得耗费不少时间。在江西期间，得到了当地各级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回想起来总是让他感动不已。
    历史中的南昌起义，走出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电影上的《南昌起义》，则成就了表演艺术家孔祥玉。《南昌起义》是孔祥玉初登银幕，在全国观众面前的首次亮相。自此之后，孔祥玉相继在《走出西柏坡》、《肝胆相照》、《中国命运的决战》、《任弼时》、《张学良》等影视剧中扮演中、晚年的周恩来。而他本人也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磨练和发展，从一位普通的青年演员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并且在1985年到1995年间当了10年的天津人艺院长，后又担任天津文化局副局长、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
    与其他几位特型演员相比，孔祥玉塑造的周恩来形象并不多，而他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塑造的青年周恩来，我以为是最成功、最有魅力的青年周恩来形象，堪称银幕经典。不论是就他本人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银幕看，仅此一位，已然成为“绝唱”。三十多年过去，影视剧中出现的青年周恩来尽管不少，但无一人超越1981年孔祥玉版的周恩来。

打响重大革命历史片创作“第一枪”
    经过电影艺术家的艰辛创作和忘我工作，电影《南昌起义》外景拍摄仅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便停机进入后期制作。1981年2月中旬，汤晓丹一行等将样片带到北京送审，电影局和文化部有关领导看后，一致同意“不补戏，通过”。在给出的评价中这样说：“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再现，难度很大。《南昌起义》导演组织得很好，生活、真实，演员不错。周恩来、贺龙、朱德……都有历史人物青年时的影子，其他人物，印象也好，到底是老导演的作品，场面调度，气魄，战争场景、抒情戏都处理得相当精彩”。电影界元老、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拄着手杖走进放映室，看完影片，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拉着汤晓丹的手热情地说：“姜还是老的辣！”
    而在一向严谨较真的党史专家眼里，电影《南昌起义》“基本与党史符合，处理基本事实全过程的描写比较准确”；“整部影片都好，拍成这样很不容易”，“导演的基本功很过硬”。（见蓝为洁《汤晓丹的银色旅情》252—2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1981年7月1日，《南昌起义》这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作为向党的60周年生日献礼之作同全国观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影片以真实的人物、宏伟的气势、富有历史特征的情节，把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卷再现于一部故事片之中，反响巨大，好评如潮，赢得从上到下的一致肯定。
    专家评论认为，影片“创作人员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严谨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通过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历史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特别是着重塑造了周恩来、贺龙的光辉形象。严格的历史考证，生活细节的推敲使许多场景逼真感人。这在电影艺术创作上是一次重要的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陈播：《雄伟壮丽的革命历史画卷》，见《大众电影》1981年第7期第4页）。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编发的观众反映摘编中，汇集全国各地观众对《南昌起义》的观感。广西观众称赞“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卷，气魄雄伟。人物众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繁杂而不零乱，场面壮阔而不空泛”；“较好地解决了重大革命事件与塑造领袖人物的关系，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艺术虚构人物的关系”，“导演以大手笔功力通过复杂的斗争表现人物，使观众身临其境”。辽宁观众评价“导演善于把大事件和小场景有机结合，有纵有横，纵横交错。既有全局性的布局，又有局部性的特写，让历史和生活全貌有如实再现的感觉。” （见蓝为洁《汤晓丹的银色旅情》25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南昌起义》片长110分钟，与话剧《八一风暴》相比，电影在典型环境的选择、矛盾冲突的安排上更加集中，许多场景作了较大的电影化处理，最大的改动是影片大胆地将重要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都真名实姓地出现在银幕上。影片中除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蔡和森和周逸群这些我党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外，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陈独秀、张国焘、汪精卫、以及朱培德、张发奎等都出现了。一部故事片出现如此众多的历史知名人物，这在当时我国故事片创作中还前所未有，是一重大突破。在有的大学，这部影片被作为历史教学辅导材料来学习观摩。
   《南昌起义》获得了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其真实准确艺术地在银幕上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我国电影领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开山之作。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故事片中直接反映南昌起义这一光辉历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打响了中国影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第一枪”。由于有了《南昌起义》的成功和经验，一大批反映和表现党史军史和国史的影片，如《开天辟地》、《秋收起义》、《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开国大典》等随之纷纷出现。1987年,专门负责审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也宣告成立。
    因为电影《南昌起义》的成功，汤晓丹再次被组织委以重任，不久便派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大型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廖仲恺》的导演，该片又将他的艺术创作提升了一步。1984年，他因此而获得第4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在2004年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年届95岁高龄的汤晓丹荣获中国电影家协会新设立的“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200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活动中，汤晓丹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12年1月21日晚10点，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五年零八个月时光的汤晓丹与世长辞，享年102岁。可谓是功德圆满。
    近年来，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评价汤晓丹拍摄的三部战争片“开创了中国战争片的‘三代’”。第一代战争片《南征北战》，特点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树立；第二代战争片《红日》，特点是以鲜明的个性全景式的人物刻画方式展现；第三代战争片《南昌起义》，特点是中国战争片在这一阶段进入到敌我双方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

期待南昌起义辉煌历史三上银幕
   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于电影艺术来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创作宝藏。在上影厂的电影《南昌起义》拍摄完成26年后，2007年为向建军80周年献礼，八一电影制片厂又将南昌起义这一段光辉史实搬上银幕，拍摄了史诗故事片《八月一日》。
   在该片的首映式上，导演宋业明率领影片主创人员特意向20多年前拍摄了《南昌起义》的老导演汤晓丹致敬。他表示有优秀影片《南昌起义》珠玉在前，就要求《八月一日》必须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来。与《南昌起义》相比，《八月一日》重点在于探寻当年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心路历程，以周恩来的视角为主线，表现他从上海到南昌聚集革命力量，最终实现南昌起义的全过程。
   2007年春夏，《八月一日》加紧拍摄时，正值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迎接建军80周年的到来而紧锣密鼓地进行改扩建工程建设，《八月一日》终未能在南昌实地取景拍摄，这多少有些遗憾。不过，机会未绝，希望还在。2011年5月，在由江西省委组织部和江西电视台主办的"党员教育大讲堂——党旗下的报告"主题活动中，一位作主旨演讲的领导透露，2009年拍摄了向建国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的中影集团公司，新近完成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建党伟业》之后，已把目光瞄上了南昌起义为主要内容的建军历史，准备再拍一部电影，以组成建党、建军、建国大片系列。尽管此事到现在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和进一步动向，但作为南昌起义爆发地，英雄城人民翘首以待，由衷希望能再度迎来反映自己光荣一页的电影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