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子

在“红墙摄影师”眼里，周总理最好拍



图为钱老拍摄的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照片。新华网翻拍

    新华网：您曾经给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都拍过不少照片，网友很好奇，不同的领导人拍照都有哪些特点？

     钱嗣杰：给中央领导拍照要掌握每位领导的特点。那时，我们每个摄影记者出去带２台相机，一个是１２０（底片），一个是１３５（底片）。

     虽然我跟在毛主席身边好几年，但是，我从来都不敢对主席“摆拍”。主席有一种威严，那时候相机还是胶片的，一个动作最多也就２、３张，只能是摄影记者自己找角度，想办法。

     周总理就不同，他比较随意，而且对记者很熟悉，知道记者需要什么。记者们都把他看作长辈，就像是单位的领导一样，和他商量稿子这么写行不行，照片哪张比较好等等。在大家眼里，最好拍得也是总理，他长得帅气，又有风度，不管笑不笑，气质都很好。而且，我们和总理比较熟，有时候我也敢对他说“总理，再过那边一点儿。”通常他都会照顾记者，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拍小平同志，也要注意他的特点。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发言台是按照西方人的体格设计的，于是，我就和他们秘书处的同志说，希望能在台子上加一格。小平同志站在这个加高的台子上，拍出来的效果才会好看。照片出来后，小平同志本人看了也很满意。



    图为钱老（右二）和周总理、陈毅元帅的合影。新华网翻拍


    从万隆会议到邓小平访美，新中国外交地位逐步提升



    图为钱老拍摄的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的照片。新华网翻拍

    新华网：您曾经作为随团摄影记者参加了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１９７１年第２６届联大会议，以及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等，您怎么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地位的提升？

     钱嗣杰：应该说，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们是一步步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这一点，每次出去我们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第一次跟着周总理出去是参加万隆会议，那次会议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我刚从朝鲜战争上下来，上级指派我担任此次会议唯一一名随团摄影记者，并和一个报务员先去香港采购摄影器材、打字机、纸等。我记得我们是下午去的，还没来得及好好逛逛，当天晚上香港分社社长就临时决定让我们坐船先赴印尼。任务是保证总理信使的安全，因为他会给总理带去参加会议的一些文件和礼品。

     正是这个临时决定，我们才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当我们几个先行抵达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一天多没有吃饭，心情非常沉重。好在很快得知周总理不在专机上，才放下心来。

     总理到了之后，就跟我们说工作还要做，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把这次会议开的更成功，这也是对牺牲同志的一个安慰。因为有总理的鼓舞，大家才能振作起精神。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由于发言的国家比较多，为了节省时间，总理就把写好的发言稿先发给大家，然后他脱稿即兴讲话。总理发言时，走廊里都站满了工作人员，会场鸦雀无声。那天我也很紧张，因为只给我５分钟时间，限制非常严格。总理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话音刚落，底下就"哇"一声，气氛一下热烈起来。一场发言，全场鼓掌十几次，结束后许多国家领导人都争着上来和总理握手。

     那几天，不少国家都向总理提出要和中国建交。总理的活动一场接一场，大概有４０多场活动。所以，我也跟着马不停蹄，整整五天五夜没睡觉。比如上午拍会场，中午就赶紧冲洗，冲洗完了下午再跟着，晚上继续忙。因为冲洗完胶卷，有时候胶卷干不了，就得拿着电扇在那儿来回吹。

     不光是我，代表团的每个人都很忙，包括总理在内。连续几天总共只睡了十几个小时，但是，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因为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增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对许多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也是一个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