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时的周恩来与中国文艺界的朋友经常围绕如何发展抗战话剧进行交流沟通,真心换挚友,没有丝毫架子。他的工作方式是,思想领导重于组织领导,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社会方式重于行政方式,采取结交朋友、交心谈心的办法解决问题。1940年春节,后来成为中国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秦怡在朋友家偶遇周恩来,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秦怡说到自己在剧团唱歌没意思的时候,周恩来对她的鼓励让她至今难忘。 </P>
< >抗战时期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秦怡</P>
< > “总理说,那你都唱些什么歌啊,我说当然是抗战歌曲了。那你怎么会觉得没有意思呢?他又说,你知道吗,千千万万的人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前线,浴血奋战,把敌人赶走,这是太有意思了。我心想还没有人这么和我讲过话。后来他又说,当然了,你想念书,你要去深造,这也是不要放弃的;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去深造。因为你年纪还小,但是你现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就是这样鼓励我的。”
< > 同为中国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告诉记者: </P>
< >抗战期间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张瑞芳</P>
< > “他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所以八路军办事处就很合法地在他看戏后,约大家去谈。当时很多戏完了以后,大家都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聚会,他就和大家谈戏什么的。大家最高兴到那去了,虽然他那里特务一直在门口守着,但大家还是公开去那。我们那时演戏,周恩来同志去看一两次都要道歉,说对不起只看了一两次。他有的戏要看4回、5回,7回都有,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都要去看,我们从台上看到他来了,都特别高兴。”
< > 1941年10月,曹禺的新作《北京人》上演后,受到进步阵营一些文艺评论家的非议,认为曹禺既然写出反映抗战内容的《蜕变》,却还要写与抗战无关的剧本,这是倒退。这个时候周恩来站了出来。仍然健在的中国现代著名话剧史学家石曼先生回忆说:
< > “周恩来在这之前,曾经两、三次去看了《北京人》,周恩来发表意见说,反封建是我们革命者的一项大任务,反帝反封建不仅仅是以前反,现在要反,以后若干年我们还要反封建,这样我们抗日救亡才能取得胜利,这有什么不好了。周恩来就让张颖她们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新华日报上,批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左翼人士、自以为懂得些马列的人。我们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像这么一出好戏,不仅仅是反封建,并且有助于抗日救亡。所以说周恩来他这项举动,不仅仅是把《北京人》推向了经典,并且团结了一大批戏剧艺术家,周恩来这种领导功莫大焉。” <B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