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秉宜（周恩来侄女）</P>>■伯父第一次看见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两只酒窝的小侄子，竟高兴地一把抱起了他。秉华说他对那一天多少还有一点印象，印象中伯父始终开心地笑着：旁边的大人位也都开心地笑着。秉华说妈后来告诉他，那天是1949年10月2日，开国大典的第二天。</P>> 2003年春，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召开上一年度“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我的四弟周秉华榜上有名。</P>> 得知这个好消息，我们兄弟姐妹着实兴奋了好几天。兴奋的同时又想到了家中的几位老人：我们的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如今几位老人都已经驾鹤西归离开了我们。大家感慨地说：要是几位老人家都还活着，知道秉华被评上了全国的先进工作者，那他们就太高兴了。不过每逢对人说起这件事情时，我又总喜欢说我弟弟被评上全国的“劳模”了。因为我知道伯父生前始终有一个“工农兵情结”。我想假如伯父还在世，恐怕他老人家是更爱听“劳模”这两个字的吧。</P>> 我们兄弟姐妹6人中间，秉华长得最像爷爷：长方脸，大眼睛，一笑起来还有两只酒窝。伯父生前的秘书何谦曾于1940-1942年在重庆红岩村见过我们的爷爷。几年前他曾对我说过：“秉华现在连神态、动作都和总理的父亲当年一模一样的了。”</P>> 我们的爷爷是1942年去世的。那时爷爷跟着伯父住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伯恩溥一家住在天津；爸则带着我们一家住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哈尔滨。爷爷讳劭纲，字懋臣，乃浙江绍兴人氏。他为人十分诚实本分。奶奶去世的早，爷爷为了谋生，一个人四处奔波，当红笔师爷，当私塾先生，当小职员。吃了许多的苦，直到晚年才跟着大儿子周恩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红岩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可爷爷说生活艰苦他不在乎，他只求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由于连年的战争，他的3个儿子都天南地北各奔东西了。骨肉离散不能团聚让老人的心里充满悲伤。虽然这不是他的过错，可他依然认为是自己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P>> 伯父生前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他对爷爷的看法，直到1974年春伯父住院之前，他和哥哥秉钧在一次谈话时才忽然提起了爷爷。他对秉钧说：“你爷爷人一辈子的工资没超出过20元，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爷爷去世后的第4年，酷似爷爷的秉华在天津出生。这是继爷爷和伯父之后，周家第3个属狗的成员。又过了3年，伯父实现了爷爷生前的夙愿，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和平解放了的北平。那时秉华才3岁。</P>> 有一天，爸和妈带着秉华到颐和园听鹂馆去看望伯父和正在养病的七妈(伯母邓颖超）。伯父第一次看见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两只酒窝的小侄子，竟高兴地一把抱起了它。伯父把秉华高高举起，又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让秉华骑在自己的肩上，好去够听鹂馆那房子的大门顶框。秉华仰起头，伸出小手去够门框，伯父就一次又一次地从门槛上迈过去，又迈过来。秉华高兴坏了，一边叫着：“再高点!再高点!”一边格格地笑。伯父尽力往上举着他，还认真地问：“够着了吗?够着了吗?”秉华说他对那一天多少还有一点印象，印象中伯父始终开心地笑着，旁边的大人们也都开心地笑着。秉华说妈后来告诉他，那天是1949年10月2日，开国大典的第二天。</P>> 我们周家过去是个大家庭。按照家中的老规矩，如果一个兄弟没有后代，其他的兄弟就应该过继给他一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续香火”。伯父没有孩子，二伯那边只有一个儿子，爸当时却有我们4个孩子。爸对伯父说要过继一个给他。爸也没有那么封建，说男孩女孩都可以。爸只是希望伯父身边不要太寂寞。但是伯父拒绝了。伯父说：“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事实上伯父也是这么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资供我们上学，他关心我们的成长和进步，他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家长。当然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又是非常的与众不同，自有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P>> 秉华在家行四，爸叫他老四，妈和七妈叫他小四儿，只有伯父一丝不苟、正儿八经地称呼他“秉华”。家中当时还有一个老保姆朱大娘，是个老北京，在旗的，过去曾在一个王爷家中做过事，是颇见过一些世面的。朱大娘称呼我们女孩子为“姑娘”；“大姑娘”、“三姑娘”、“六姑娘”，称呼男孩子们为“老二”、“老五”，却惟独管秉华叫“四爷”。这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只一个“爷”字，就足以让人想像得出秉华小时候是一个多么不让人省心的孩子。</P>[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3 11:24:19编辑过]
>■“汽车是公家发给你伯伯，是为他工作开会用的。你们小孩子没有权利占用公家的汽车。”她还说：“你们的伯伯，他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为大家服务的，他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P>> 自由散漫生性好奇的秉华刚开始确实不能适应这所小学紧张的作息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他仍然喜欢到处乱跑。学校的幼稚部坐落于一个废旧的王爷府中，那里有一块占地几亩的大坑，坑里养了十几只哞哞叫的奶牛。从大坑往北走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有鹿、小兔、狸猫、狐狸、火鸡和一只不会开屏的孔雀。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座猴山，几只小猴子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的跳来跳去。秉华常利用午睡和课外活动时间去看望它们。为此他每天都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像只土猴儿。脚上的布鞋似乎永远都开着一个口子，露出一个脚趾尖。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那时每隔半个月，秉华从学校回到家里，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带他出去买一双鞋。</P>> 为了秉华的事，老师多次把爸和妈找去谈话。自己是人民教师，儿子却如此不肯用功，考试屡屡不及格，妈觉得脸上好没面子。假期中，妈决心帮秉华补功课。妈坐在桌子这一头儿，秉华坐那一头儿。妈拿起书给秉华示范性地朗读课文。念得有声有色，课文写得好，妈念着自己都感动了。待课文念完，妈抬头一看，儿子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P>> 有一次妈带着秉华去看望伯父和七妈。吃饭的时候谈起秉华的学习。妈发愁地说：“这孩子太贪玩，不爱学习，真是不争气。”伯父一听马上止住了妈的话。伯父对妈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经常鼓励他，帮助他对学习产生兴趣。有了兴趣他就会主动去学了。”一向严肃的伯父没有批评他，秉华不再紧张，咧着嘴在一旁傻笑。后来秉华上初中时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他的物理课果然学得很好，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是后话。</P>> 秉华虽然贪玩，有时还会闯点儿小祸，可是他也有优点。比如他从来不和别人打架，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脏话。这使他于顽皮之中又透着那么几分厚道与斯文。小小年纪总喜欢背着手走路，老气横秋的，很有一点爷爷当年的遗风。秉华还经常热心帮助比他小的同学。记得有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和秉华都没有回家。中午，我这个当姐姐的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看看弟弟过得怎么样了，教室宿舍转了一圈，最后总算在大操场找到了他。操场的西边已经被泼出了一片冰场，秉华正在冰场上拉着一个雪橇奋力地向前奔跑。雪橇上坐着一个小班的同学。那时学校的男同学时兴自己制作简易雪橇。雪橇好像是由几块木板、几根粗铁丝搭拼捆绑而成的，前面拴有一根绳，一个同学当车夫拉着绳子，另一个同学坐在上面当客人，大家轮换着坐雪橇。秉华却从来不坐，他只管拉别人，一圈又一圈。我站在操场的这一边，远远地看去，坐在雪橇上的小同学正兴奋而快乐的大声喊着：“驾－－驾－－”秉华便更加努力地往前快跑，大口喘着气。冻得通红的小脸上也写满了同样的兴奋与快乐！</P>> 秉华上八一小学时，国家已经实行了工薪制。伯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为我们兄妹3人交学费和伙食费。八一小学是北京军区附属学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军人子弟。当时军队还在实行供给制，所以学生上学一律免费。但伯父却认为自己已经是政府的干部，已经开始领工资了，那就应该主动自觉地去为孩子们交学费。国家的便宜不可占。</P>> 那时每到周末，八一学校的院子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来接学生回家。但七妈对我们说：“汽车是公家发给你伯伯，是为他工作开会用的。你们小孩子没有权利占用公家的汽车。”她还说：“你们的伯伯，他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为大家服务的，他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所以家里每周给我们每人5角钱，让我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秉华从小学开始跟着我和哥哥秉钧挤公共汽车。一年后哥哥小学毕业，便只剩下我们俩自己走。50年代 社会治安极好，为了能省下车钱去买烤白薯和看小人书，我和秉华大多步行从海淀镇一直走到动物园。那会儿白颐路两侧还有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高高的白杨树下面胡乱生长着绿草丛中散落着黄色的野菊和白色的蒲公英。草丛中还可以逮到蚂蚱和螳螂。蚂蚱比较好找，螳螂就少一些。螳螂又叫刀螂，它的前爪是两只刀，不小心会划你一个口子。若能逮到一只便是这个周末最辉煌的战绩，可以小心地举着带回家给五弟六妹看了。我们一路走一路玩，保证在太阳西落之前到家，就不会挨批评。后来秉华升到小学四年级，便不肯再跟着我，而是和他的同学一起上路了。</P>> 这时我们家已搬到了西城区城墙脚下的机织卫胡同。</P>>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胡同大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下雨两脚泥”。冬天路边永远积着残雪，脏兮兮的。各家院子里的自来水管要用稻草绳捆包结实才不会冻裂。虽然家中已经请了两位老大娘帮助照顾幼小的五弟六妹、料理家务，爸还是坚持每天天不亮起来给全家生炉子。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我们缩在被窝里，迷迷糊糊之中听到爸在用小铁铲往炉子里送煤，“喳－－喳－－”一声又一声。老房子屋顶高，炉子生得再旺也不觉暖和，你必须在心中一遍一遍地默念“一、二、三”才能迫使自己从被窝里爬出来。直到1965年左右，爸的朋友王光琦伯伯送给爸一只又高又大的铁炉，那炉子散发出很大的热量，一家人才觉得冬天好过些了。</P>> 爸身体不好，常犯胃病，弟弟妹妹又小，秉华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搬煤、做煤饼、倒垃圾、码白菜，逢年过节时去副食店排队买凭本供应的香油粉丝花生冻豆付什么的，都是秉华的事。有一年春节秉华带着小六妹秉建去副食店排队买节日供应油，谁知粗心大意的他竟把六妹给丢了，最后还是让民警叔叔把六妹送回了家。那时，北京的社会治安极好，胡同里的寻常百姓为人都特别谦和客气，说话总是一口一个“您”、“您”的，透着京城人家的文明与大气。一座四合院里多住上三四户人家。夏日的傍晚，女孩子们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聊天、唱歌，或者抱着小弟弟到大门口乘凉。男孩子们则跑到胡同里去滚铁环黏知了。秉华有时还和几个小伙伴去爬胡同西口的土城墙。土城墙上坑坑洼洼，杂草丛生，很生命玩打仗和捉特务的游戏。城墙外是一大片草坡和一条长长的河，河的两岸绿树成阴。傍晚时分，站在城墙上向西望去，太阳在西山顶上慢慢变红，彩霞映着河水，映着平坦开阔的大地，令人心旷神怡。如今那座土城墙、那片草坡、那条河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二环路上豪华气派的金融街。</P>>向劳模致敬！<BR>哈哈<BR>我是懒人</P>>■一般的情况下，伯父和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交谈的机会很少。一般的教育后代的工作都是由七妈来做。在我的印象中，伯父从不随便说话，更不轻易对任何事情表态和议论。伯父若是主动找我们谈话，那就一定是重量级的内容了。</P>> 自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节目游行。这一天广场上彩旗招展，鼓乐齐鸣。解放军的仪仗队威武雄壮，工农业大军、体育大军朝气蓬勃。最好看的还是文艺大军。一队队衣着光彩绚丽的年轻人，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载歌载舞，沿长安街缓缓西行，看得人心花怒放。那个年月里大家都没有电视机，老百姓一年也难得看上一次文娱演出。为此市政府特地安排各街道居委会组织胡同里的群众去长安街两侧观看游行节目。每逢这时，我家里的两个老大娘总是一大早就兴奋地用小竹车推着五弟六妹去胡同口集合了。爸派我和秉华负责为他们“保驾护航”，秉华拎着几只板凳马扎，我则挎上一书包的糖三角、茶鸡蛋和水，就一起跟在那老的老、小的小、七长八短的队伍后面出发了。直到中午12点，大家才带着意犹未尽的满足，踩着被游行队伍一路散落的红红绿绿的纸花回到家中。</P>> 傍晚，爸和妈带我们去西花厅看望七妈。伯父照例都不会在家。晚上天安门前又要举行联欢晚会，广场上空还要燃放礼花烟火。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老总都要上天安门去观看礼花，伯父是晚会当然的组织者和总监督，他好像永远都是中南海里最忙的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许多中央首长的子女也都跟着父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起欢庆佳节。七妈却带着我们一家散步来到中南海的海边。大家坐在海边的长凳上或石阶上，隔着一池湖水观看礼花烟火。也有三三两两的国务院的普通干部带着家属子女在海边散步，也有熟悉的同志过来和七妈打个招呼，问候一下。我看着天空中进飞的绽放的礼花，听着湖对岸隐隐传来的欢快的舞曲，心里好生羡慕那些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登上天安门的孩子们。我有一个同学是个高干子女，她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能上天安门城楼上去玩，她曾告诉过我：办公厅规定，只有中央首长的直系亲属才能跟着首长上天安门。这话听了可真让人泄气。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们不是伯伯七妈的亲生子女，就趁早别去想那好事了。”如此给自己下台阶，心中倒也没了脾气。这时候，听见七妈正在一旁和爸妈说话：“这个地方好。咱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谁都可以到这儿来看烟火，咱们当然也可以来。”</P>>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初一，在北京学习工作的周家成员无论嫡亲的远房的都会到西花厅来团聚一次。这一天伯父和七妈要自己掏钱请周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上午，伯父通常是埋在办公室里，这样的活动一般都由七妈来主持。她总是利用汶个机会给周家人上一堂政治思想教育课，其内容也多是要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还有让大家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要忘了今日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之不易，要对得起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等等。当七妈在讲这些很严肃的话题时，我们通常都会规规矩矩地坐着，或者规规矩矩地立着。在西花厅，从没有人敢随便说笑打闹，包括小孩子。直到要开饭了，伯父才从办公室出来。他老人家一边吃饭一边还不停地向亲属们打听基层的情况。吃过饭，伯父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和几个幼小的孩子说说话，听他们唱一首歌，也就十几分钟吧，便又匆匆钻进办公室处理他的工作去了。</P>> 秉华在八一学校念到初中毕业，一呆就是8年。8年来，学校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校风早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习惯，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品格。事实上，八一学校更像是一所培养未来军人的学校。我想这大概也正是伯父送我们去八一学校的初衷吧。后来八一的学生毕业后有一大部分人都去当了兵，成了合格的军人。我们周氏三兄妹，哥哥秉钧和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后也去当了兵。</P>> 不过八一学校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所学校与社会与群众逐渐有所脱节。所以，到五弟秉和与六妹秉建上小学时，伯父便不再送他们去“八一”或其他干部子弟学校。而是让他们像胡同里一般人家的孩子那样，进了附近普通的小学校。胡同里长大的五弟六妹表现出了更加彻底的平民意识。六妹后来去内蒙古插队，她的谦虚随和，她的朴实厚道使她很快地在牧区中建立了广泛的好人缘。我想这不能不归功于胡同生活培养出来的那一颗平常心。</P>> 一般的情况下，伯父和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交谈的机会很少。一般的教育后代的工作都是由七妈来做。在我的印象中，伯父从不随便说话，更不轻易对任何事情表态和议论。七妈称他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伯父若是主动找我们谈话，那就一定是重量级的内容了。</P>> 1961年夏天，全国许多省份都发生了严重的灾情。政府为保障农村劳力，决定减少从农村征兵的人数，而相应增加城市征兵的人数。伯父找哥哥秉钧谈话，动员他放弃考大学，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去应征入伍。伯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说咱们新社会是‘好男要当兵’。”哥哥听从了伯父的话。不久他就被空军挑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参军入伍可不是什么时髦的事。年轻学生的理想都是希望能考上一所好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医生或者科学家。成绩优秀的女孩子则幻想着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可伯父向我们发话了：“毛主席为革命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亲人。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流血牺牲呢。”</P>> 哥哥是一名飞行员。6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美、苏、台湾等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哥哥所在的部队位于广东沿海地区，飞行员常年都有巡逻任务。哥哥在天上一飞就是20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押，伯父也不让他停飞。我想，对哥哥，伯父始终是抱着“母亲叫儿打东洋、父亲送儿上战场”的决心和期望吧。</P>> 1964年8月2日和9日两天，伯父利用一次动手术后的休息时间，专门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约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封建家庭”，伯父介绍了我们周家的过去。他说周家过去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有许多坏东西，我小时候都见过。”“如果认为无所谓，就会铺张、虚荣、说假话，完全是虚伪。我最痛恨这些。”伯父说：“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P>>■伯父听秉华这样说，显得非常高兴，他立刻也向秉华表了态：“秉华要去农村，好哇，我们是支持你的。”</P>> 说来也巧，刚好那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社论中也具体地提出了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那就是：“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缺点错误。”文章中那大气磅礴的豪言壮语，那鼓舞人心的期盼之情，很让我兴奋了两天，因为按照我的认识，像我这样从小在新社会在红旗下长大的共青团员，又有这么优越的家庭背景，当然就是革命接班人没有错啦。我觉得党是在期盼着我们做得更好一些，准备去接革命的班呢。</P>> 可是我发现伯父对“接班人”的事一字不提，相反他很严肃很郑重地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和我们一起批判封建家庭、封建思想，要带着我们投降无产阶级。好像我们都是“封建思想”的带菌者，好像反封建比接班更加重要。这让我心中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安，有些失落。我想，看起来党的这个接班人，我们怕是没有份了。</P>> 好吧，就算我们不是接班人，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伯父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周家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开始她想不通，现在她已经做了八年工人。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国盛是我的六爷爷周嵩尧的重孙女，按辈分她管伯父叫“爷爷”。1956年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找伯父，希望能在北京找份工作。伯父动员她去工厂当一名工人，她就去了石家庄国棉一厂。伯父和七妈非常关心她，不断鼓励她在工厂好好干。</P>> 伯父先是动员国盛去当工人，后来又动员哥哥秉钧去当兵。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伯父十分明确地道出了他对我们的又一个期盼：“咱们周家有一个工人了，但是还没有一个农民呢。”原来伯父是想要我们长大以后都去当工农兵。我一边听着，心里又犯开了嘀咕：“一定要去当工农兵吗？国盛是初中毕业，当工人就当工人了。可我都是高中生了，国家要搞经济建设，正是急需要人才的时候，考大学也不能算错啊。”</P>> 就在我胡思乱想，为自己患得患失的时候，坐在一边的秉华开口向伯父表态了。他说最近《中国青年》杂志上有一篇报道，介绍北京一批中学生自愿报名去了山西曲沃县插队落户。他和班上几个同学看过以后很受鼓舞，相约明年高中毕业后也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学习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做一个新时代的有文化的农民。伯父听秉华这样说，显得非常满意，他立刻也向秉华表了态：“秉华要去农村，好哇，我们是支持你的。”</P>> 表扬完弟弟，伯父又回头看看我，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似的，紧接着就点了我一句：“秉宜，你是最应该去锻炼自己了，你就是骄、娇二字。”我抬头望着伯父，什么话也没说，却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哎－－，伯父干嘛老拿我当典型，他怎么不说别人哪！”</P>> 虽然伯父的讲话我当时不太理解，但那天的场景我却始终记忆犹新。那是在伯父的客厅里，他让我们都找个地方坐下，他自己却站着。他说：我刚做了痔疮手术，坐着不舒服，我就站着说吧。虽是暑期盛夏，高大宽敞的中式客厅却也不觉得闷热。朝南的大门敞开着，沿墙的一溜儿大玻璃窗上挂着洁白的窗帘。白色的窗帘前站着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伯父。他微侧着头，两只手叉在腰上。他的面色白里泛红，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表情严肃而诚恳。他时而站立时而往来踱步，对着我们侃侃而谈。那正是伯父身体最健康、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记得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伯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要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如今想来，这就是伯父给我们开会的目的吧，这就是伯父对周家后代的最大希望吧。</P>>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件事，1995年左右，我曾去看望过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向我讲他当年参加红军的故事。他说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十三四岁就跟了红军。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周副主席给他们这些红小鬼上过课。他记得周副主席讲的第一课是：“我们红军是工农的儿女，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些红小鬼就想自己不就是农民吗？于是他们在课下就互相开起了玩笑：“哈！你也是我儿子，我也是你儿子。”从瑞金到北京，30多年过去了，当年幼稚的红小鬼已成了一名战线绩赫赫的将军，而身为一国总理的伯父，看来还没有忘记他和战友们初创红军时立下的誓言。</P>> 1965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准备去报考大学。当时有两所大学可以选：一是学习油画、国画、雕塑的浙江美术学院；一是学习陶瓷、装潢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由于受到了伯父那次谈话的影响，我决定去报考工艺美院。我去找伯父，想听听他的指导性的意见。伯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工艺美术学院，那里的专业都是可以直接为工农兵、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后来，我报考了工艺美院。那时的工艺美院并不象现在这么热门。原因是设计花布、设计服装永远不能被称为艺术家，所以它的档次也就属于二流。我以为自己甘愿去做一个无名无利、只为大众服务的工艺设计师，伯父总应该满意了吧。不承想到了1968年春，有一次伯父和哥哥谈话时，他又让哥哥转告我，说如果我这会儿能去农村、去给贫下中农的孩子们教书，他才认为我是有出息的。看起来我还远没有了解到伯父的心思呢，他老人家的心思，比天还高。</P>>■“当兵是很艰苦的事。特别是到陕西。今天我和你七妈请你吃二米饭，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小米是好东西，我们当年都是吃延安的小米过来的。我们的军队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和大炮。你到了陕西，那里没有那么多细粮。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起来。”</P>> 那时的插队落户并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全体知青下乡。那时的插队是由政府统一管理安排的，是属于实验阶段。插队的青年学生必须要经过挑选。原则是(1)本人不是独生子女。(2)本人自愿，父母双方同意，有一个不同意的都不行。(3)本人品质好，没犯过错误。所谓犯错误主要指打架斗殴和小偷小摸行为。政府怕这些学生去农村表现不好，引起农民不满。</P>> 秉华满怀信心地开始进行去农村插队的准备。胶鞋、手电、笔记本、脸盆他都买齐了。他甚至还买了几本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关的书，却不料随后的一次全市征兵任务把他的计划打乱了。那时，凡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不论你是什么志向，是考大学还是去农村都得先去参加体检。秉华也参加了体检。秉华从小在八一学校练出来的那副好身板一下子就被西城区武装部相中了。不多久，一份入伍通知书就直接寄到家里来了。事先也没有人征求过秉华的意见。不过男儿当兵，保家卫国，还需要征求意见么?伯父自己就说过“好男要当兵”。通知书要求秉华于下月中旬去西城区武装部领被服。</P>> 既然被部队挑上了，还说什么。报过到，领完被服，秉华给七妈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已被应征入伍，即日就要出发。现在他想去向伯伯七妈告别。七妈说那你就来吧。</P>> 当时伯父正住在钓鱼台。秉华去的时候，伯父在办公室工作还没有出来。七妈对秉华说：“小四儿呀，你要参军，要走了。伯伯说请你吃顿饭。”等了一会儿，伯父出来了。谈话就在饭桌上开始进行。伯父第一句话就问秉华：“秉华，原来你跟我说你要去插队当农民，我是很支持你的。现在又要去入伍。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秉华把今年毕业生去向的原则简单介绍了一下，又说他体检时并不知道市里有征兵优先的原则，是后来才知道的。伯父听后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了。既然组织有这么个要求，你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但他接着又说：“你想当农民，将来从部队复员以后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的理想。”伯父又问秉华参军去什么地方。秉华说是去陕西。伯父就说：“当兵是很艰苦的事，特别是到陕西。今天我和你七妈请你吃二米饭，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小米是好东西，我们当年都是吃延安的小米过来的。我们的军队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和大炮。你到了陕西，那里没有那么多细粮，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起来。”秉华马上请两位老人放心，他说：“我能适应。”</P>> 最后，伯父又拿出一套毛选甲种本(上下册)送给秉华说：“现在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和你七妈送你一套书，毛选甲种本。你到部队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做个五好战士。”</P>> 如今秉华和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他感觉着伯父对他没有能去成农村，很有点不甘心的意思。秉华说他后来特别能理解伯父对六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寄予那么大的希望。确切地说，秉建去内蒙古不完全是秉建自己的事，更是圆了伯父的一个理想。</P>> 转眼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小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一下子沸腾起来。年轻的学生们不再上课，纷纷组成“革命造反组织”，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大字报、批斗会成了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文革”的风吹进了军队，秉华当时正在重庆一所部队学校做执勤工作。这所学校里也开始出现了大字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传单在学生中间迅速传递。</P>> 秉华觉得自己也应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人，他早已养成了一切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习惯。但他是一名军人，军队应该如何搞运动，他不知道。于是秉华给七妈写了一封信，问七妈这个“文化大革命”他应该如何参加。</P>> 不久，七妈托秘书赵炜给秉华回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都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中心意思是年轻人要认真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解放自己。总而言之，这封信并没有正面回答秉华任何问题，用秉华后来对我形容的就是“这封信说了跟没说一样。”但是秉华看完信后却悟出了一点：“看来这事得慎重，不能贸然跟着跑。”我问秉华何以看明白了这一点，他说：“是呀，你看，他们并没有说要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连一句鼓励我的话都没有。这不就是一个态度吗?”</P>>■爸并不是什么领导干部。爸只是一名普通的国家公职人员，再说他也退休好几年了。叫阵的一方，显然是冲着伯父来的。</P>> 七妈告诉秉华：“对于你们这几个孩子在婚姻恋爱方面的问题，我和你伯伯都是很关心的。”她又说：“你们年轻时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办事。要想到革命的事业，想到世界革命的重担将要落在你们肩上。”秉华提到了李玉树的工作单位在青海，他说有些同志劝他要慎重考虑这事，因为将来还有一个两地生活的问题。七妈对此倒不以为然，她说：“如果你们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理想都是一致的，尽管离得远，也能生活得很好嘛。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就是天天在一起，就是同床还有个异梦呢。”“我和你伯伯在天津相识，由于革命需要，他到法国去了。五年以后才重新见面，第六年头上才结的婚。”“在革命时期，多少革命同志像我们这样，他们为了什么?”最后七妈说：“当然有些情况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你伯伯那里，我再给你约时间。”</P>> 过了不久，秉华接到七妈打来的电话。老太太说：“你伯伯今天中午吃饭时有空，你可以过来自己和他说你的事。”这一天是个星期二，正好是秉华他们印刷一厂的轮休日，七妈对此记得非常准，她约秉华去西花厅，是从来不让秉华请假，占用上班时间的。</P>> 秉华去了。果然伯父不饶他：“哎，秉华，你不是跟我保证退伍后三年内不搞对象吗?这个事你失言了。”秉华只好做检查：“对，是我失言了。”伯父接着发问：“你不是还说30岁以前不结婚吗?这条能不能做到?”秉华赶紧向伯父保证：“我向您保证，这条我一定做到。”伯父“嗯”了一声，说道：“那还要再看，看实践。”</P>> 伯父又问秉华：“你父亲那个事你跟人家说了吗?”秉华说：“还没有。”伯父说：“这个事你应该跟人家说清楚。如实地讲，不能向人家隐瞒。”秉华说：“您放心，这个我一定做到。”</P>> 父亲什么事呢?原来爸在1968年2月被卫戌区拘捕了。理由是“文革”之前他曾经和王光琦等人一起吃过几次饭。王光琦，就是1965年送爸一只大铁炉子的那个伯伯。原来他是王光美的哥哥。当时工作在一家经济贸易研究所，是一个老知识分子。这件事是由某部的一个“革命战斗队”举报的。按照那个疯狂年月中人们的疯狂逻辑：王光美既然是“中国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夫人，那她的哥哥王光琦也一定是反革命。而谁要是和王光琦一起吃过饭，那肯定就是“反革命聚餐会”了。这个“革命战斗队”把举报材料送到了“文革”的“旗手”江青那里，江青立刻把材料批转给伯父，让伯父自己来处理。</P>> 1967年到1968年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中一伙人的怂恿下，一些造反派组织已经夺了权，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得靠边站了。他们的权力大得很，随时都可以将一个他们自定的“走资派”、“反革命”或者“叛徒”、“特务”抓走，私设公堂、拷打审问。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事实上，当时的各级司法部门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大标语就贴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门口。许多革命老干部的身心因此受到残酷迫害。彭德怀元帅的遭遇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伯父几次想保住彭老总，几次将彭老总转移藏匿，可彭老总还是被北京某大学的“革命造反组织”抢走，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与其让这些人抓去肆意折磨老干部，还不如让卫戍区(当时还在正常工作并且伯父还调得动的执法部门)将那些处境危险的老干部以“拘审”、“关押”的名义集中安置起来。造反派组织想要调查谁的“问题”，必须有卫戍区的同志出面参与。如此既能够堵住江青等中央文革中一伙人和造反派组织的嘴，又保证了那些老同志的人身安全。这也是伯父在万般无奈之下想得出来的保护老同志的一种特殊的办法，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所以，伯父在得到“革命战斗队”举报材料的当天夜里，就派卫戌区将爸带走，带回卫戍区管了起来，没有留给“革命战斗队”动手的机会。</P>> 当然，爸并不是什么领导干部。爸只是一名普通的国家公职人员，再说他也退休好几年了。叫阵的～方，显然是冲着伯父来的。</P>> 要说江青等一伙野心家也的确有足够的“理由”仇恨伯父。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人到处煽风点火，他们撺掇红卫兵“破四旧”，搞“打砸抢”，公然宣称“好人打坏人是活该”，伯父却一次又一次大声疾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厌其烦白天黑夜地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他们挑动“革命造反组织”揪斗殴打革命老干部；伯父却千方百计地把老干部藏起来，藏进中南海，藏进西山，藏进卫戌区。他们挑动部分工人停产。武斗让铁路交通中断，几千节车皮滞留车站，让海港货物堆积如山，进出口贸易损失惨重；伯父却一遍遍耐心劝导工人师傅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国家的经济建设能正常运转，保证老百姓能有粮食吃，有煤烧。他们支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占领各级领导岗位；伯父却又向毛主席建议派出解放军来跟造反派组织搞“三结合”。对交通、边防、机要等要害部门干脆实行了军管。他们刚刚推出一个王力的“八七讲话”，想以外交作为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却又被伯父抓住这一把柄，连同他们制造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一事，以“破坏正常的国际关系”的罪名告到毛主席那里。只此一役，他们便损失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员大将。他们怎能不恨得咬牙切齿。</P>> 1967年5月，江青一伙人利用1932年由国民党策划的污蔑伯父的“伍豪脱党事件”来陷害伯父，被伯父立即给予严正的驳斥，又拿出确凿的证明材料送报毛主席，以正视听。他们的阴谋一时没有得逞。一计不成再来一计，1968年2月，他们又制造了“王光琦反革命聚餐会”一案，给爸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鞭子举在爸的头上，抽打的却是伯父。这是对几个月前王、关、戚三员“文革”干将被打翻落马的报复，伯父心里明镜一般。</P>>■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伯伯七妈现在怎么样了？秉华很担心。正好哥哥秉钧也再北京学习进修，秉华和哥哥约好，决定利用国庆节假日去西花厅看看两位老人。</P>> 现在，只剩下伯父孤身一人和江青他们周旋较劲，只剩下伯父孤身一人挑大梁了。什么大梁？老干部的安全，老百姓的“一粥一饭一件衣裳”。伯父此时怎敢退缩?他必须顶住，他也只能顶住。他很快成立了国务院联络站继续工作，一刻也没耽误。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多达50余人，全是伯父从国务院和军队里挑选出来的棒小伙。在那混乱疯狂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无论江青等一伙人怎样摧残伯父的身体，发动不明真相的各地造反派组织常常连续几昼夜的轮番纠缠伯父，不让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睡上一个塌实觉，伯父都硬扛着；无论江青他们怎样在会上会下刁难、诋毁甚至侮辱伯父，伯父也都强忍着。只要稳住阵地、拖着他们，就能依次破了他们的招儿；只要中央还没有开会宣布免去他的职，外交军事财政大权伯父就是不让出去。许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就在那一段日子里，伯父曾经请总政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贾士骏教他唱《长征组歌》中的一首：“过雪山草地”：“红军都是钢铁汉，干锤百炼不怕难。”</P>>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告诉爸说，最近大街上贴出了“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大标语，但是第二天就被人盖住了。要照以往，这还了得了!谁那么大胆子竟敢盖住革命小将的大标语!我本来估计很快就会有新的大标语再盖在上面，其内容差不多应该是“革命无罪、炮打周恩来有理”和“谁反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就砸烂谁的狗头”一类的豪言壮语。可奇怪的是，这一次却不见革命小将们有任何反应，北大清华等五大学生造反领袖那边也毫无动静。行动如此统一，像是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了。</P>> 爸听着，什么话也没说。他正坐在饭桌前择菜。妈去学校了。学校虽然已经停课，但老师们还必须要天天到校参加大批判。五弟六妹却早已经不用上课，每天都在家里玩。爸还得给他们准备午饭。是呀，民以食为天。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这世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一个“卖大饼”的呀。那些尊贵的“文革”旗手、“文革”先锋们，他们都不会“烙大饼”。当然了，他们也不屑于干那些柴米油盐“举轻若重”的俗活儿。</P>> 于是爸沉默着。他依然每天认真地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头看到尾。他依然每天给五弟六妹准备午饭。他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P>> 于是终于有一天，爸被送进了班房。</P>> 爸进班房，对妈这个中学教师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临头，对爸却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爸心里明白，他是早晚也得去为伯父坐这个班房的。爸的心里反而坦然了、塌实了。其实，爸已经为伯父坐过一次班房了。那一次是1947年的夏天，伯父正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打了一系列大胜仗，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结果爸就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局抓走，在班房里住了九九八十一天。今天爸还得再坐一次班房。为了让伯父守住这最后一块阵地，伯父没有别的选择了，爸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爸在卫戍区的关押处一住就是七年半，并且被江青一伙人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专案组的提审人员对爸进行了无数次的审讯，威逼诈诱，轮番轰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爸说出“王光琦是美蒋特务”这句话。他们想以爸对王光琦的诬陷之词作为突破口，进而攻击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进而攻击刘少奇，也进而攻击伯父。但是爸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半年中竟然没有说过一句对王光琦和王光美的诬陷之词。爸心里很清楚：他和王光琦的这个案子绝不仅仅是他和王光琦个人的事情。</P>> 1975年1月爸回家时，已是一个白发苍苍、全身浮肿、步履蹒跚的老人，令我们做子女的倍感心酸。可是爸却至死都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爸一生敬爱他的大哥，他心甘情愿为伯父担着这一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爸是个小人物，他想他能为伯父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爸甚至还要作自我批评，认为是自己给兄长添了麻烦。</P>> 伯父和秉华的这次谈话是在1971年的春节。1971年，爸已经在关押处度过了3个春秋，并且被由江青把持的“刘少奇专案组”定成了“现行反革命”。那个年月，如果谁家有一个在押的“现行反革命”，必然会影响到其家庭成员的社会处境和人生前途。伯父要求秉华多替对方着想，主动去向对方讲清楚，看看人家是否还愿意和我们家结亲。更何况，1971年，“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然已经平息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的斗争与较量并没有结束，更大的风险可能还在后头。伯父的嘱咐中包含着暗示，暗示秉华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随时迎接挫折，经受考验。</P>>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印刷一厂有一个工人，是个军队干部的子弟。他把秉华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林彪出逃，摔死了。”秉华听后心中十分震惊。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伯伯七妈现在怎么样了?秉华很担心。正好哥哥秉钧也在北京学习进修，秉华和哥哥约好，决定利用国庆节假日去西花厅看看两位老人。</P>[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2 20:48:46编辑过]
>■当两个年轻人走讲客厅的西侧门时．七妈已经踩着她那特有的小碎步子迎了出来。老太太要抢在前面首先表示祝贺：“欢迎．欢迎两个新党员!”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P>> 1972年5月初，我从部队农场回北京结婚，适逢秉华的女朋友李玉树也从青海回京探亲。七妈自己花钱买票请我和我丈夫任长安，还有秉华和玉树一起去看样板戏。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七妈第一次接见了李玉树算是认可了这门亲事。一年以后，1973年5月，玉树又回北京探亲，又正好哥哥秉钧也回京结婚，七妈又几次买票请秉钧夫妇和秉华、玉树还有回京出差的大姐秉德去看文艺演出。一向要求我们甚严的七妈这么做可算是很破例了。</P>> “9•13”事件以后，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伯父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加大了纠“左”的力度。他着手解放一批老干部，他调整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他力促恢复教学工作秩序的正常化和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尽管依然阻力重重，但是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切身地感到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七妈也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那一段日子，七妈的心情确实比较轻松。又正好喜逢家中添丁进口，侄子侄女的婚姻大事一个个都有了着落。老太太心里是真的高兴啊。可就在这时，伯父却及时地提醒七妈，以后就不要再给孩子们买票了。打那以后，七妈就不再买票了。</P>> 1974年2月14日，经北京印刷一厂排字车间党支部讨论通过，秉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秉华在外面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和伯父的家庭关系。但是入党填表，每个人都必须如实填写自己的社会关系。该不该填写自己和伯父的关系，秉华犯难了。他只好去西花厅问伯父。伯父回答倒挺干脆：“能不填就不填。”并不是伯父不愿意承认我们，那时他的处境已经很艰难。就在3个月前，他差一点被江青一伙人定为“第11次路线斗争”的代表；就在一个月前，江青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林批孔大会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伯父，说他是投降主义的代表。伯父实在不愿连累我们。不过像秉华这样的普通工人在当时确实什么内情都不知道，所以在入党申请表上他还是填上了伯父的名字。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对党应该忠诚老实。</P>> 9月，李玉树在青海第二机床厂经车间党支部讨论通过和厂党委批准，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秉华及时地向伯父伯母汇报了这个好消息。两位老人听后十分高兴。</P>> 这时，伯父因患癌症已经住进了305医院。</P>> 9月底，玉树回北京探亲。10月2日，七妈打电话约秉华和玉树到西花厅来小聚。玉树的父亲李诚是仝围供销合作总社的一位老干部，他听说两个年轻人要去西花厅，就拿出一身崭新的咔叽布的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让秉华穿上。秉华穿上了新衣服新皮鞋，顿时像换了一个人，整齐干净多了。秉华就这么整齐干净地去了西花厅。当两个年轻人走进客厅的西侧门时，七妈已经踩着她那特有的小碎步子迎了出来。老太太要抢在前面首先表示祝贺：“欢迎，欢迎两个新党员!”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接着她又惊喜地看着秉华：“哎呀，小四儿今天穿得像个新姑爷呀!这是谁给你买的衣服呀?”秉华说是玉树她父亲给买的。七妈听着就乐得合不上嘴。</P>> 秉华问起了伯父的病情，他希望能带玉树一起去医院看望伯父。可七妈说：要去看伯父必须得经过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她个人没有权力随便带任何人去医院。但是她保证一定会把两个年轻人的问候转告给伯父。接着她又说：“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以后我们就是党内的同志了。我和你伯伯对你们的要求就要更严格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为党工作，做出成绩来。”秉华和玉树立刻向七妈表态：“请伯伯七妈放心，我们一定努力。”</P>> 后来，玉树对七妈说起她正在看的一本书，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说里面有斯诺对伯父的采访。七妈说：“斯诺的书有些内容不够真实。我和你伯伯已经给他提过了。比如你伯伯的家史就说得不对。”接下来她又嘱咐这两个年轻人：“你们在外面不要对人讲你伯伯。要讲就讲毛主席，讲毛主席的伟大贡献。你伯伯只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具体的工作，没有什么好讲的。”七妈得知玉树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及胃下垂病，这次是回北京看病的。她马上给玉树联系了305医院的高辉远大夫。并且请护士小刘负责送玉树去305医院看病。当时北京各大医院一律不收外地病人，像玉树这样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想看病就得托关系走后门，这个情况七妈也是了解的。两位老人家虽然平日对我们管教极严格，但是说到哪个孩子生了病，他们从来都是全力给予帮助的，找医院找大夫，甚至由他们自己来掏钱没商量。这是他们几十年来一贯的原则，既是为了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又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P>> 两个月后，玉树的病情略有好转，准备回青海上班去了。临行前她给七妈打电话告别，并且转达了她父母对七妈关心她的谢意和对伯伯的问候。他们说在报纸上看到总理接见外宾的照片了，希望总理多保重身体，早目康复。七妈在电话中回答道：“告诉你父母，谢谢他们。他们对总理的问候我一定转告。”又说：“你到了西宁以后让秉华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这个侄子有时候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的，你得提醒他一下。”</P>>■秉华后来对我说，那一次和伯父见面，要是能一起留个影就好了，如今想起来总觉得挺遗憾的。他说：“可是你想啊，咱们当时受的那个教育，两位老人家多年一贯的规矩，再有伯伯的身体又那么虚弱，咱做晚辈的能再提什么个人要求吗？实际上当时连有这个想法都觉得是不应该的。”</P>> 秉华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亲爱的玉树，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激动呀!一年多我没见到伯伯了。我只想多看看他，甚至于印在脑海中。他为了中国革命，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奋斗了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中多少次的路线斗争中他始终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远的不说，就说人们经常念叨的吧，八亿多人口的一个大国，他可以说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想到了，真是掏尽了心血。我想他不仅仅是我的伯伯，首先他是我们的总理。</P>> 他首先问我：“你还在劳动吗?”(这是问我是不是还在工厂当工人，因为我是穿着工作服去的。)我说：“我已经不在工厂工作了。”他又问：“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我回答：“在北京市出版办公室，是干部。”他听了以后很吃惊：“哎哟，你怎么也当干部了，和你大姐一样。”接着他问道：“那你是不是就完全脱产了?你还劳动吗?”我回答说：“在我们那里劳动有规定，一个星期劳动一次，往往是在星期五。可是我们学习班的教员因工作关系是自觉下去劳动。我自己每星期劳动一天。”他又问：“你在做什么?教员?教什么?”我回答说：“我在出版办公室下设的一个读书班，任务主要是培训干部。一般都是车间支部书记、副书记、党委书记和委员这样的基层干部。我自己是分配讲哲学部分。”他很惊讶：“你讲哲学?讲得了吗?”我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从未深钻过，现在刚刚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中干，干中学。”他听了以后对我说：“你讲哲学，就要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在接见李政道时讲过‘实践——理论——实践。’从实践中来，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你应该一个星期下去劳动3天，和实践结合，和工人结合，这样你讲的内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总结群众的经验……你每星期劳动一天太少了，你要和厂里领导说说，每星期下来劳动3天。他们不同意，你也要最少争取下来两天。”我对他说：“我现在不在厂里，厂里对我下来没意见，主要是办公室不同意……”他回答我：“那你就要和他们辩论，一直到他们想通了，同意了。你可不要讲是我说的，那他们就又要搞什么指示啦，感谢啦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一定做到。”</P>> 随后他又问到了你，我亲爱的玉树：“你的朋友不是有什么下垂的病吗?她怎么样了?”我说：“她吃了高大夫开的药以后有好转。主要是要按主席讲的靠自己体内的抵抗力。她现在和一个厂里的赤脚医生配合，做一些体力恢复的锻炼。”这时他说，“嗯。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见到她，等这次她回来，只要我没死，见她一次。”听了这话，我马上感到脑子轰的一下，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只在眼睛里转……我知道我不能哭，这样他们(伯伯、七妈)是不高兴的。但是我的心一下子紧了，很难过，甚至悲伤。这话谁听了受得住啊。当我清醒过来时，他们正在谈关于女同志的工作。伯伯指示：“工作很多，不应叫女同志总做那些站着时间过长的工作，如车工、交通警察等。”七妈接着指出：“女同志做这些工作很容易得子宫下垂等妇女病。”这时我插话说，我马上写信可以叫她回来。七妈说：“不用不用，现在回来伯伯工作忙也是见不到，以后回来再说吧。”(我想你如回来就在8月底或9月初，天气还暖时。不要天凉了再回来。这样伯伯怕不容易出来的。)后来赵炜对我说(大意)：伯伯这样说不是真的不行。本意只是想见一见。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心情就一直没好起来，一直到现在。</P>> 这时七妈提醒伯伯：“你接见外宾规定一刻钟到半小时，接见内宾也要遵守呀!现在已半个多小时了。”半个小时，天天能得到这样的教育也不觉多呀!但伯伯的身体是国家大事，不能总耽误他。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看着他、看着他。最后他走了。听七妈讲．他现在并不是在养病，简直是在拼命!现在只是每天比以前休息的时间长一些，还在工作、看文件，七十七的人啦，又有病!我们多么希望听到他哪天不在医院里而在外面接见(外宾)呀——说明他已复元……</P>> 这封信写得太短了，太没内容了。我知道你想叫我写得更细一些，更长一些。但请原谅我的脑子我感觉是有些乱了，找不出更多更恰当的词来表达和描述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和内容……</P>> 你的秉华75．6．15</P>> 秉华后来对我说，那一次和伯父见面，要是能一起留个影就好了，如今想起来总觉得挺遗憾的。他说：“可是你想啊，咱们当时受的那个教育，两位老人家多年一贯的规矩，再有伯伯的身体又那么虚弱，咱做晚辈的能再提什么个人要求吗?实际上当时连有这个想法都觉得是不应该的。</P>>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伯父去世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中华大地，离开了他始终放心不下的老百姓。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可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伯父其实并没有走，他老人家还仍然活着呢。在西花厅，在北京医院，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总能感觉到伯父那令人熟悉的强大的气场。这气场让我们震撼，也让我们坚强。</P>> 七妈的秘书赵炜通过和姐姐秉德通电话，传达了七妈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指示。</P>>■我们过去，向伯伯的遗体三鞠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78岁的老人，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使中国人民能过卜好日子，他和很多革命先烈一样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P>> 秉华在1976年1月11日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P>> “我们过去，向伯伯的遗体三鞠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78岁的老人了，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使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和很多革命先烈一样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P>> 伯伯呀：我再也看不到您老人家了，再也看不到了。请让我最后向您表示我们的心愿吧。走出灵堂，我痛苦悲伤地回转过身，向灵堂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默念：伯伯，我们永别了!我一定向您老人家学习，为人民的利益，为革命的事业奋斗终生。”</P>> 伯父去世的那年秋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共和国的胜利，又一道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P>> 1978年，国家百废待兴。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为了重振北京的出版事业，决定从出版办公室属下的编辑部入手，率先调进编辑人员，加强编辑出版力量。秉华被组织上调到出版办公室的组织干部组，专门负责办理这些编辑人员的审查调动工作。一时间轰动文坛的小说《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就是秉华经手调进的第一个业务干部。以后陆陆续续的，有已被下放的原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有落实政策的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有原来分配工作专业不对口的文学系的大学毕业生等等，编辑部着实调进了不少人。不过他们都不认识秉华，也不知道秉华为了他们的调入曾经每日里骑着自行车顶着大太阳满街跑，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接洽，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付出了许多的辛苦。尽管如此，秉华从没有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领导那里去争取过一个指标。而这些经秉华之手调进的编辑人员，便是几年以后恢复了的北京出版社的第一批业务骨干。</P>> 以后，秉华的工作内容不断增加，比如参加安排本系统“三支两军”留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的转业工作；每年的复转军人的安置工作；人事干部的年度统计工作等。不管干什么，秉华的态度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党让干啥就干啥”。 </P>> 1977年秉华31岁时和李玉树结婚。1980年秉华34岁时，他们的儿子周力出生。他实现了在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方面曾经对伯父许下的承诺。</P>> 1980年夏天，胡耀邦指示要关心人民生活，大力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北京市出版系统下的各直属企业单位的职工，凡夫妻两地分居者、老人身边无子女者，组织上都要给予帮助，将他们的亲人调回北京，解决他们的困难。秉华的工作就是根据每个人困难的程度和申请的先后，拉出一个单子来，提交组织干部组的领导审查，批准以后再逐一落实。</P>> 我曾问过秉华：“谁先调回谁后调回全在你拉的这个单子上了，那你的权力不小了?”</P>>我崇敬周恩来!</P>>■绍兴电视台的同志为要拍摄一部有关周恩来教育亲属后代的电视短片，还专门跟踪采访了秉华检查市场的工作情况。那天他们打着摄像机跟着秉华在街上整整跑了一天，几个大小伙子最后都累得走不动了，这时他们才体会到“扫大街”的活儿有多么不容易。</P>> 秉华也真有同学倒腾买卖做生意发了。西装革履、汽车洋房的，整日里出入酒楼歌厅大饭店。人各有志，秉华也不羡慕。他照样住他那连地板砖都没有铺的不足50平米的房子，也照样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外套，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早出晚归上他的班。休息的时候，秉华喜欢看书。有关伯父革命事迹的书，秉华全都买下来了。还有各国的名人传记、关于战争的回忆录也是他喜欢的内容。或者看看电视，有关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电视剧等等。秉华从书籍和电视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他觉得比去酒楼歌厅更有趣味，他觉得自己活得挺充实。</P>> 1994年6月，秉华被调入市场管理处。正式接触出版发行的业务工作。这也正是北京市的图书市场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每天图书的上市量很大。由于这个行业赢利可观，一些人开始制造盗版书籍或淫秽书刊以牟取暴利。他们混进图书市场活动猖獗。为此北京市加大了扫黄打非的力度。而当时市场管理处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和公安局、工商局的干部一起组成执法小组，每天去各图书市场和街上的各零售书摊做例行检查，对于违反规定销售的图书一律收缴。用秉华自己的话说，就是去“扫大街”。这一年秉华48岁。</P>> 查市场属于外勤。那一段时间图书市场特别混乱。秉华每天早上6点多就离开家。不管刮风下雨严冬酷暑，秉华和同事们乘上一辆半旧的面包车，沿着北京的大街小巷、城区郊区开始挨家挨户地“扫大街”，查找那些非法出版的报刊书籍和电脑光盘，一直干到天黑。若是碰到一个难以处理的案子，下班时间可就没准了。记得那时我每次去弟弟家串门，玉树总要对我诉苦说：“你看他披星戴月地这么干，整天都见不着他。周力毕业高考报志愿这么大的事儿，别人的家长都是全力以赴，他却是心得一点都顾不上管。这倒也罢了，到底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天天回来这么晚，我就老得担着心，怕他出事儿。他多会儿不回来我多会儿睡不了踏实觉。”</P>> 1997年的夏天，绍兴电视台的同志为要拍摄一部有关周恩来教育亲属后代的电视短片，还专门跟踪采访了秉华检查市场的工作情况。那天他们打着摄像机跟着秉华在街上整整跑了一天，几个大小伙子最后都累得走不动了，这时他们才体会到“扫大街”的活儿有多么不容易。秉华笑着跟他们说：“这就走不动了？我们这些同志可是一年到头都在街上跑呢。”</P>> 查市场，说到底就是一个执法工作。它要求经办人严格执法，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徇私情。对于秉华在执法当中的表现，同事们评价他处理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一次“扫黄”行动中，秉华贪污没收了一家公司的一批挂历。公司经理看到秉华的签名后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周总理的侄子。你看能不能把没收了的挂历还给我。我保证以后改。再说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秉华告诉他：“我还你？拿原则做交易？这办不到。周总理就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还有一次，秉华接到群众举报，说北京新闻出版局下发的某劳动服务公司在经销盗版书。有人劝秉华网开一面，别伤了本单位同事之间的和气。可秉华认为执法就要公正，越是自己的单位越要严格要求。结果他规定对这家服务公司做出了就有的处罚。于是就有人说秉华“可真死性”。秉华笑了，他告诉人家：“对了，我就是‘死性’。还别你说我‘死性’，我还先告诉你，我可‘死性’啊。”不过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理解他：“不处在老周这个位置就不知道，他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进行下去。”</P>> 政府对图书市场的监管绝不是多余的。秉华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能查出一些问题。有时他们一天就能查出十几麻袋的违法书刊。还有一次大的行动，他们查出的非法书刊，130的小卡车满满装了三辆。那几年，经秉华他们检查出来的非法出版物占到市场扫黄打非办总量的一半左右。</P>> 秉华告诉我，其实这些违法的摊主，除了想赚钱，主要还是法律意识薄弱，对政府的规定往往不当回事。秉华说，他们一般都以教育为主，每次检查时他们都要耐心地一遍遍地向摊主们宣传新闻出版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大家尽量做到不犯或少犯错误。实在屡教不改的才会给予重罚。秉华说他对这些摊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共同来净化北京地区的文化书刊市场。”</P>> 我也侧面问过玉树：有没有来给秉华送礼的？玉树说只有一次。“那还是秉华刚去查市场不久，有天晚上来了一个摊主敲我们家门，还带了一箱水果。也不知他怎么打听到这个地址的。秉华开门一见，认识。就站在门口和他说话。说你有什么事，想进来聊聊可以。但是你得先把东西拿回去再来谈。你要一定非把东西放这儿不可，我明天只好上交局里。登记时还得填上送礼人的名字和单位，那样对你反而不好。所以还是拿回去吧。秉华和那人在门口谈了一会儿，那人就拿着东西回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了。”“就这么简单？”“是。”“就这一次？”“是，就这一次。”我不再说话了。我不是国家公务员，我无权议论“拒腐蚀”这件事究竟有多容易或者多难。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头开得好，反正从此以后秉华的家果然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P>> 世上的事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了。秉华从1994年到2000年的几年之间，一直这么“死性”着坚持秉公办事的原则，对市面上各零售摊摊主硬是没打过一分折扣，没徇过一次私情，更没收过一份礼。渐渐地，大街小巷书摊的摊主们倒也认可了秉华这“忒死性”的工作作风。大家反倒对他不见外了。他们在背后都叫他“秉哥”。一说“秉哥”来了，大家都规规矩矩不敢调皮捣蛋。该处罚该收缴的，大家也没脾气，认罚便是。为什么？大家说：“因为他公平。”有一个摊主这样评价秉华：“越是和秉哥熟悉的人，他会比一般人查得还要严格。那你还说什么。”秉华就这样凭着他的“死性”更是凭着他的“公平”，在北京的图书市场建立了自己的声誉。</P>>■我相信两位老人此时此刻正在天上听着呢。冥冥之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伯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目光穿越了云层，穿越了时空，正在严肃而关注地凝视着我们。<BR> </P>> 秉在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工作的秉华的同事这样评价他：“自从周老师来到甜水园市场，我们就看到他整天价满市场跑。经常是一楼二楼三楼，哪儿都有他的影子。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文化局、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哪些书不准卖，他一遍一遍地问，一遍一遍地查我们。我就有一点担心，心想这样是不是很多书就不能卖了？是不是会管得过死？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P>> “秉哥在执法当中是会给你一个很宽大的空间，他会帮助你在政策上尽量不犯错，尽量少出错。比如他一般总是先提醒你：某一本书不能卖，你进货没进货？要是已经进了货那你退了去。”</P>> “他每次开会都给我们讲，反反复复提醒我们，销售图书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人行为，这是精神产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还有盗版书千万不能涉及，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进货。应该说是他给我们灌输了这个理念。”</P>> “周老师有两个熟悉，一是对商户熟悉，比如你去问他说我想找一本什么书，他马上就告诉你到几号几号去，谁家卖什么，谁家卖多少，谁家以什么方式经营他都知道。因为他跑得太熟了。二是对专业知识熟悉，如果你说请周老师帮着看看我这个手续符合不符合出版法规条例，他拿起一本书不用查页码，一翻过来就是你要的那一页，上面还用红笔画得特别详细。他会告诉你这是第几条，要注意如果这个手续不全没有做这是违反了哪条哪条。其中这个字母代表什么，那个字母代表什么，一概热心回答，从来没有说不耐烦了。后来我们干脆有什么问题不懂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有时他马上就回答，有时说你稍等，我再确认一下。然后记下我们的电话，很快给予回复。这些是我们以前接触的政府官员中所没有的。”</P>> “我们在经营中难免会出错，一旦出了错，周老师罚起来那是毫不留情，一点儿交情都没得讲。我们说，哎呀您少罚一点儿不行吗？他就拿出有关文件，说这个规定就摆在这儿，你自己看。一看还真是白纸黑字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抵触也没办法。还有一次他没收了我们50本书，他自己到我们门户去调资料，自己取证，还写了一篇上百页的调查报告。他把调查报告摆在你硬骨有，让你无话可说，那就只能算我不认真，算我倒霉，但我无话可说。”</P>> “周老师虽然管理上严格，但他对人态度总是很和气，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冷着面孔训我们。如果他没收了你的书，他会同时告诉你，为什么要查你，你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有的商户你去罚他，他心里有气就骂骂咧咧的，周老师从来不生气，特别有耐心，做到得理也让人。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什么意见都敢说。有一次有人反映我的书有问题，周老师来找我，我解释说这个责任不在我，我有证明。他听了马上拿着这些证明去有关部门交涉，说这件事确实不是销售环节的问题，我们应该追究出版社或发售人的不胜任。他反而替我们说话。”</P>> “我们作为被管理者，当然会想到给周老师送点礼品，和他搞好关系，那肯定方方面面就要好一些嘛。可是连我们底下的业务员都说：‘周老师那儿没用的，你怎么送的东西他给你怎么退回来。‘周老师给我们开会时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送礼，送了我也是上交。你们做生意赚点钱都不容易，你们只要依法经营，就是对我的支持。’这样周老师管理的这一块儿就非常透明，大家心里就感觉非常轻松。过年过节了不必去考虑周老师那儿我送点什么好呢，也不用去想周老师是不是跟这家关系很好跟那家不太好，周老师跟我是怎么样的呀，想都不用想，完全没有人事上的复杂。在甜水园市场有周老师这么一个把关坐镇的管理人员，算是我们的幸运。当然如果你想打擦边球，你自己心里都在打鼓的事情，那往往就让他抓住，很准的。因为他检查力度太强，对专业知识掌握得太多了，你蒙不了他，你肯定被罚，一点机会都没有。”</P>> “几年来我们从怕他躲他到现在的理解，心情舒畅，愿意和他合作。甚至主动去问他，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或者有了新书，先把出版社的出版手续和样书要拿去给秉哥看，如果不能销，我就干脆不要了。或者说：我最近比较忙，秉哥你有空时过来帮我常盯着点儿，他都爽快地答应耳来。同时还有许多商户和我一样也都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愿意支持他，大家共同达成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依法经营使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信誉，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生意果然越做越好。这是秉哥几年来苦口婆心工作的结果，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来的。”</P>> “周老师的家庭背景我是在一次无意之中知道的。当时我感觉特别惊讶，真的是一点都没想到。说实在的，按照世俗社会的理解，周老师这个背景，他就做这么基层这么实际的工作，而且他都快60岁的人了，每天跑上跑下，商户有不断的问题要处理，无论脑力付出还是体力付出都是非常大的，做得特别辛苦。现在没有他这个背景的人也不仅仅还在这个位置上这么干啊。所以我首先感觉这个家族背景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一点辅助性的帮助。而周老师自己好象从内心也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什么特殊人物，想把他对自己做这么基层这么具体的工作我感觉他是挺心甘情愿的，并没有丝毫抱怨。周老师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有时中午去他办公室，看他就是一碗面条。穿的衣服甚至比我们这儿一个普通业务员还要差一些。好象世俗社会中那些物质的职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东西他并没有拿来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很让我感动。”</P>| 欢迎光临 周恩来论坛(ZELBBS.COM) (http://zelbbs.cn/) | Powered by Discuz!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