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拉苏荣、周秉建:一把马头琴上的两根弦

千年马背游牧，万里雪原绿草，回旋多少悠扬歌声，产生多少动人的故事！当年以北京１０名中学生进驻蒙古包为发端，引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当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并始终被人们关心的人，她就是周秉建——周恩来之弟最小的女儿，如今已是蒙古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的妻子，蒙古人的“媳妇儿”。 初春，我们叩开他们那镶着一匹白马的家门。墙上的马头琴、桌上的奶茶、他们两口子的蒙古袍、伴随着女主人的蒙古语问候，你甚至觉得你已置身上草原。 拉苏荣说：她一度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牧民 周秉建性格内向，更不愿接受采访。只因是熟人才肯“聊聊天”。于是共同生活了１７年的拉苏荣只好代劳了。 年少的周秉建是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子。那时她住的街道没有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和小哥哥秉和玩，有时也随父母去中南海西花厅。但面对全国人民景仰的伯父周恩来，她却不象别的小孩那样撒娇。她从小便没有那种优越感，倒是家中来了客人要走时为了不让走而大动感情。她喜欢帮助别人，从不分富贵贫贱，也不愿张扬。周家诚实朴素的家风从她小时就能露出一二。考中学时她没有去报名牌学校，而是报考以勤劳朴素著称的北京３３中。１９６８年因江青等人的诬陷，秉建的父亲周恩寿被抓起来，一直关到１９７５年全身瘫痪才放出来。作为总理的亲兄弟，连他也未能挑脱这场政治风暴！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被抓，这个打击对秉建刺激很大。她与其他同学一样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同时，内心感到无比的压抑和自卑。也就在这时，她被上山下乡运动迷住了，自己找到安置办报名并且不告诉家里，但学校敲锣打鼓送通知来时她才急了：家里并不知道！此时离出发只有几天了。对于处在逆境中的母亲这真是个太大的打击。而在多年后回忆这些时她一直在内疚，尤其是１９９０年７６岁的老母亲特意到锡盟大草原看望她时，当母亲住进蒙古包吃了手扒肉奶茶并说蒙古族牧民好，你们要好好工作生活时，秉建只能默默地在心里说一句话：妈妈您太伟大了。 就这样，还是初中生的秉建于１９６８年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嗄旗的一个牧业大队，并生平第一次住进了蒙古包。耳边还回响着“就你这副学生样，一阵白毛风就能把你吹到那边去（指蒙古国）”之类的话。此时文革风劲吹，也正是内蒙古挖“内人党”疯狂之时。单是秉建住的那个大队，几十户牧民中绝大多数便被打成“内人党”，可他们照样放牧生活，没有任何“反叛”迹象。而１６岁的秉建还单纯得不知“黑线”为何物。为此她就写信给伯父周恩来。幸好那时还可以通过中南海专用信箱通信，可以向伯父伯母汇报思想及当地情况。这些普通的家信成为总理了解内蒙古真实情况的依据之一，对日后的纠正运动方向起了作用。可秉建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秉建到的那地方是纯牧区，地广人稀，学生们住不惯蒙古包吃不惯奶食和羊肉。那时汉语普及率还不及现在，连学毛著、批斗“牛鬼蛇神”都用蒙语，知青们不知所措。有一次秉建去公社买粮食和日用品，赶着牛车回来晚了遇风雪迷了路。牧民们急了，二十多人打着手电连夜在风雪中找到了她，她脸也冻得脱了层皮，差点儿成了“龙梅玉荣”。着实让她领教了草原不只有浪漫还有严酷。 上山下乡苦。所以当狂热过去之后，很多知青开始想法逃避这个现实，没有恢复大学招生之前就是通过参军招工等逃避。１９７０年，在牧区已经锻炼了两年半的秉建通过当地正当手续入伍到了北京。消息传到总理那儿，总理就怀疑她是否通过关系回来的，于是让邓妈妈的秘书赵炜和警卫乔金旺去了解。他们到了北京军区了解到并没有什么人打过招呼，手续完全正当。尽管这样，总理还是希望她回到牧区。已经过了四个月新兵生活的她想不通，但却知道伯父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终于还是听话了。 这件事对她刺激也很大：牧民们怎么想？是他们敲锣打鼓送自己走了呀。强烈的思想动荡使她虽回到牧区但心里也下了狠心：再也不想任何事情了，就当一辈子牧民！由于她干得好又没架子，牧民们很快又认可了她。后来好几次队里统计知青都把她给忘了。这段故事一度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小学语文课本。 正如风暴过后的平静，她从心里上更接近牧民了。她学蒙古语，穿蒙古袍，做奶食，喝白酒，“鼎盛”时她一次喝过一斤白酒！至今，无论牧民们还是她自己都没把她当成知青，而是他们中的一员。 客观地讲，蒙汉族杂居地区互通语言的不在少数，就知青来讲，懂蒙语的也不止秉建一人，但区别是他们的发音总没她那么地道，情感上也没有秉建那么鱼水交融，后来的经历就更证明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１９７６年牧民们送她上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使她原本就不错的口语更是如虎添翼。所以秉建后来的家庭是蒙汉语兼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两年，她由于“学习使用蒙古语文中做出显著成绩”而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奖状，她当过自治区人大代表，共青团“十大”代表，还是第一届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人个（１９８８年）。从牧民至大学生至机关干部，她总是试图做个平常的人，现在她还是每天送孩子上学坐班车上班晚上辅导孩子功课，难怪牧民们早有评价：赛音呼很（好姑娘）。 周秉建：内蒙古的一草一木都听过拉苏荣的歌 这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拉苏荣的出生注定他要经风见雨。那是１９４７年在鄂尔多斯杭锦旗一个叫查干敖包的地方，六月间母亲在放牧时就在一片柠条（一种开黄花的植物）中生下拉苏荣，母亲自己接生后到了晚上才怀抱着他疲惫地赶着羊回家。 此时父亲从庙上赶来，因为方圆２０里内就这一户人家。父亲曾是喇嘛，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工作，精通蒙、藏、汉、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拉苏荣就是藏语“天智”的意思。 拉苏荣小时候曾当过活佛坐过床，是当地甘珠尔庙第五世噶根。那是４岁的事，后来附近的小孩们上学，他也就还了俗。那时他爱画爱唱，画的全是佛象，唱的是当地民歌。 拉苏荣是个招人喜爱的小伙子，又高又直的鼻梁，大眼睛伴随着爽朗的笑。１３岁就登台演出，那是在杭锦旗乌兰牧骑。蒙古长调的魅力就在于当你听到就会进入那辽阔的地域体会那宽广的胸怀。他的长调已经唱得独具特色了，同时他的一部论述蒙古长调牧歌的专著在自治区获一等奖，在蒙古国国际长调牧歌艺术节获论文金奖。 就在他登台不到一年时被打发回家：没有发展前途。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为艺术流泪。如何见父母？时值１９６０年，国家也是困难时期。放牧的苦楚不用提，他望着天空在沙子上画画，忧郁的歌声在这片库布齐沙漠上回荡，人们的不解伴着饥饿又折磨了他两年。１９６２年他去呼和浩特投奔了当医生的舅舅。这位舅舅把他推荐给了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莫尔吉夫，爱才的校长终于使他考入该校学习马头琴和长调。 １９６８年在很多艺术团体停演、艺术家被打倒时，乌兰牧骑（直译是“红色小分队”）是最红火的时候。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蒙古包都能看到他们的演出。拉苏荣加入了乌兰牧骑，坐卡车下乡去，没有宾饱招待所就住在小学校的课桌上，男女之间拉个存帘就算。而牧民们听说乌兰牧骑来了便从四面八方涌来，从糊着报纸的窗户缝使劲往里看。而此时拉苏荣也最是兴奋，不请自唱。他认为在国内外多么豪华的殿堂里演出都没有在牧区演唱那么激动难忘。 几十年中拉苏荣跑遍了全自治区的所有旗县和全国除台湾西藏外的省市自治区，还出访过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单唱歌，他还长于诗歌散文翻译词作曲等。从１９７９年起他举办独唱或联合音乐会８次，１９９５年在北京音乐厅办独唱晚会也是蒙古族诸多歌唱家中的第一位。他与另一位专家挖掘试制的古乐器“火比斯”如今已成为蒙古族常用乐器，此项还获过文化部科技进步奖。１９９１年他获文化部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３２岁起成为自治区政协委员。迄今，周秉建与拉苏荣认识近２０年了，说起拉苏荣，秉建感情尤深：“不仅我喜欢，全内蒙古的人民都喜爱他的歌。我能跟一个优秀的蒙古人在一起生活，不仅是我对蒙古族真挚感情的必然结果，更是我的幸运。” 拉苏荣唱了３５年歌，最好的年华都在内蒙古度过，他还想６０岁时再办一场独唱晚会。内蒙古肥沃的土地培养无数个艺术家，拉苏荣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8 3:04:3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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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我了

万民哭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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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8 03:03 | 只看该作者

>周秉建说：有一个温馨的家是幸福的 不止秉建一个人体会到，当你习惯并喜欢上这片土地，当你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能够与他们促膝交谈时，当纯朴的牧民把你当做亲人看待时，当奶茶羊肉成为你的主食时，当狂沙风雪已锤炼了你的性格时，当蓝天绿草让你溶化在其中时，你已经从感情上离不开这个民族了！ 那是１９７７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也是秉建下乡后的第９个年头，她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在这个团里，她第一次认识了拉苏荣。他特别活泼又唱又说，当然此前秉建在收音机里听过他的歌，在报上见过他的介绍。这一路上拉苏荣教大家唱朝鲜歌曲。那一次当他听周秉建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时，刹时便对她有了好感：一个知青能把蒙古语说得这么好，除了天赋，恐怕就是一种感情的体现！ 两人就这样自然地认识并有了好感，但没有浪温。那时拉苏荣３０岁，风华正茂，不乏姑娘们的青睐。但严酷的现实却横在浪漫之前：他只有３２元工资，却要养活母亲，两个妹妹，与前妻的一个儿子！每日的演出又使他难于分身，以致于拉苏荣都不想考虑这类事了。 自从认识后，秉建就经常去拉苏荣家。拉苏荣老母亲特别高兴，又弄吃又弄喝的。可是秉建却没有想到他家境如此困难。一年多后秉建问他：你为什么还不成家？拉苏荣说：这个条件谁敢？秉建说：不一定，若是我就会考虑的。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拉苏荣喜出望外之余有几分忧虑：我这样的牧区长大的穷孩子能接受她的感情吗？真不敢想！其实秉建也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我这是同情还是爱情？随着进一步的交往，双方的忧虑都已消失，爱情的火花给生活带来了另一种光明。 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个人事情也被一些人开始议论，包括善意和嘲讽的。从百姓到自治区首脑一直到邓妈妈那里。邓妈妈打电话到当时的自治区负责人那里询问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８年，秉建到北京出席共青团十大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七妈（周家亲属中周恩来排第七）。老人家说别人的事我不管，小六儿的事我要管。这一年由秉建的姐姐带着拉苏荣到西花厅见了邓妈妈。一见面老人家说：“你好啊拉苏荣同志！”接下来的坦诚的谈话使邓妈妈完全消除了疑虑。在经历了“拉苏荣要高攀，秉建要慎重”之类的风雨后，两人决定在１９７９年结婚。邓妈妈送给新婚夫妇一架照相机——那是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有人问拉苏荣：“邓妈妈给你们什么礼物啦？”他答道：“邓妈妈把女儿送给我了！” 婚后完全是普通人的生活。照料婆母并为她送了终，添了个宝贝儿子起名叫周日和，这是蒙古语“心”的意思，同汉语一样，它也有抽象和具体的双重含义。在都市，他们为儿子请了马头琴老师，希望他能记住蒙古人，记住草原。他们的家中挂着马鞭子，桌上摆着奶制品，营造了一个他们所熟悉所喜欢的环境。邓妈妈曾在他们的婚礼上说：只有事业上的成就，才有爱情上的甜蜜。拉苏荣周秉建对今天的生活非常满意，并祝所有的家族幸福快乐。 鲜为人知的家事：一生坎坷的父亲，有蒙古血统的母亲… 周恩来共三兄弟。总理是老大，二弟周恩溥，于１９４４年病故，三弟周恩寿，１９８５年去世。 周恩寿１９０４年生于江苏淮安，童年苦难。４岁时过继给大伯父当儿子到了吉林。１９２４年入党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后因故离开了队伍在吉林铁路上做事，过上了平民生活。１９２８年周恩来、邓颖超分头从上海秘密去莫斯科开中共六大，途经吉林时被日本特务跟踪。周恩来写了封简单的家信给弟弟，从字迹上和语气上三弟感到其兄处境危险，便去旅馆设法接回兄嫂同去哈尔滨，等到了李立三，掩护他们登上了去苏联的列车。此事一直让周恩来总理铭心感动。 周恩寿字同宇，解放前因周恩来投身革命长期遭敌人通辑，恩来便要求家人改名回避。解放后总理严于律己怕亲属沾光，因此周恩寿从１９２６年起便以同宇为名，直到去世。 １９４５年同宇经多方努力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天津以做生意为名，向党组织提供经费药品等。１９４７年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大肆抓共产党。同宇被一邻居告发。被捕３个月后才由周恩来的南开老师和同学担保出来。 解放后周同宇先是在北京钢铁局，后转入冶金部工作，１９５８年到内务部任专员，１９６３年退休。未料文革风起，１９６８年再次被关押直到１９７５年才释放，后由中组部平反。再后来他担任过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５年因病去世。周同宇一生遗憾有二：一是因身体瘫痪未能送别哥哥，只能在家以泪洗面；二是离家７０余年未能去淮安老家忆旧。 周同宇与王士琴于１９３６年结婚，生下三男三女，最小的是秉建。说到秉建，已８２岁的王士琴老人尤为感慨：她那时是早产儿啊！我都没信心了，没想到她现在这么健壮，多亏了她到内蒙古摔打了２７年，真是个吃千家饭吃牛羊肉长大的孩子。 如今已８２岁的王士琴老人头脑清晰记忆力不减，身体硬朗得看不出是耋耄之年。追溯她的出身，其父母竟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父亲是鄂伦春人，母亲是蒙古人。从小在黑龙江、吉林长大的王士琴俄语非常好。做了一辈子外语教师的她一生简朴本分，直到１９７５年退休时学校和很多学生才知道她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关系。她一生靠自己能力生活，“人家出生入死干革命，你没参加还要沾什么光呢？”她常说。也正因为如此，她家中除了几张总理的照片外，与其他家庭没什么两样。老人常回忆起那些令人动情的往事： 总理对弟弟严格要求对她却很客气！而她的一家从来都遵循着总理的教诲：“就这一点讲，我们是对得起周家对得起人民的。” 从小活佛到歌唱家，从初中生到国家官员，从蒙古包中走出来到一起建立了幸福家庭，犹如在古老的马头琴上演奏了一支名为“和谐优美”的旋律，从草原飘进了都市。 当然，爱情本身是一件“私事”，可是如果它发生在特定环境特定人物身上便获得了人们的关心和祝福，而建立在信任诚实之上的爱情更会久久被人们传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婚姻典范：居里夫妇、周恩来夫妇…… 而周秉建和拉苏荣说，我们没有豪言壮语，惊天动地，我们只是中国四万万个家族中的普遍一员。 蒙古写意网巴义尔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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