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您好！

>文/戈扬
<

>　　一、“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
<

>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刚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就听见电话铃响，真是巧极了。才八点刚过，是谁来的电话呢？一位陌生的男同志的声音，洪亮而庄重：“……我是邓颖超同志这里。邓大姐约你星期天上午九点半钟在家里会面。你知道地方吗？还是大姐过去住的老地方。……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 　　“是啊，是啊，是我早已盼望的啊！”我连忙回答。我一时控制不住的激动的心情，是喜极的乐？是乐极的悲？总之，汇聚着这一切感情的声音，对方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打电话的同志，和我未曾见过面。他的一句话——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说到我的心里了。然而，我是怎样盼望的，盼望了多久，谁能知道呢？这，只能去问那奔腾的岁月，如火的年华，沉思的寒夜和重现的黎明的。是的，还是让我把这一片片历史的剪影，重温一遍吧！ 　　1979年冬天。 　　我从内蒙古回到沈阳，又由沈阳回到北京不久，有幸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并合影留念。在人民大会堂的摄影厅里，黑压压的人群，站在一层层高上去的铁架上，排成扇形。我站在扇形里面的第三层，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那关着的红格扇门。突然，随着门的开启，上千名文艺战士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央领导同志精神焕发地鱼贯而入。十年大旱初见云霓，谁的眼眶里不是盈溢着欢欣的喜雨？我的双眼更是在透过雨帘寻觅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久已盼望见到的邓颖超大姐。 　　只见大姐走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她那慈祥的笑容，明锐的目光，潇洒的步态，一如当年。尽管严酷的岁月在她头上洒下了一层薄薄的银霜，眼角的鱼尾纹也已是密密麻麻的了，但却比我日夜想望，日夜想象中的大姐，更年轻多了。而且，过去在她身上不曾见过的那种老年人特有的熠熠神韵，又更增加了她的丰采。 　　大姐进来以后且不落座。她先是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大家鼓掌挥手，接着便和前排文艺界的老前辈们——她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问好。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和文艺界同志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体现在大姐身上，谁不感到亲切，谁的心里不是沉浸在一股暖流里。 　　啊，亲爱的大姐，我居然又能够看到你，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和大姐相隔只有数米之遥，真恨不得扑到她的怀里倾诉一番！然而，强烈的灯光照在脸上，摄影师已经发出命令，请大家注视镜头。他们正在拍摄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我在自己的方寸之地笔直地站着，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我和大姐二十多年不见，这是怎样的二十多年啊！回想在河北山沟里喂猪的时候，在辽宁盘锦农场挖泥运土的时候，在内蒙古沙漠僵卧在雪地里的时候，还有，还有在一次次批斗会上低头、弯腰、“坐飞机”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时候，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我经受考验的呢？我终于回来了，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怎能不向大姐报告一声呢？ 　　曲折的道路，坎坷的历程，令人很自然地有了一个想法，仿佛忧患是永远的，幸福是暂时的。既然幸福的时刻稍纵即逝，我又怎能不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去和大姐见一面呢？ 　　摄影完毕，扇形松动，人们一步一步地往两边挪移，我却一“蹦”跳在地上，加快脚步，穿过人群，向前挤了过去。可是当我越过一位又一位老同志，奔到大姐面前，叫出一声“大姐”以后，便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其实就连“大姐”这两个字也只是一种感觉，不但别人没有听到，连我自己也是压根儿没有听到的。 　　走廊里光线比较暗，大姐握着我的手，侧着头，仔细端详。她脸上的皱纹在微微颤动，皱纹里隐藏着惶惑和忧伤。真的，一个似曾相识的老太婆，半路上向她进行“袭击”，怎能不叫她感到突然，而又有所触动？幸而走在后面的周扬同志提醒了一句，大姐这才认出来：“啊，你是戈扬呀！”看着她那惊喜的神情，仿佛是说：“啊，你还活着呀！” 　　中央领导同志的脚步在前进，大姐的话被打断了，我慢慢地回到摄影厅。人们已经陆续走尽。我这才想起去寻找摄影前放在墙角的大衣。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这是我写给大姐的信。原以为不能单独见她，准备托服务员转交的。其实这样的信，二十多年来我不知写过多少封了，却是一封也没有寄出过。先前是不敢寄，这两年是不想寄。大姐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我怎能去打扰她呢。如今是不必寄了。今天已经见到大姐，说明这段历史已经结束。余下的，那就是扑打尽身上的尘土，迈向新的历史途程了。
<

>　　二、“你的情况，大姐都知道。”
<

>　　大约是一年以后吧。 　　有一天，我接到徐盈同志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最近见到邓颖超大姐。请示工作以后，大姐谈起过去的同志，也谈起你。你的情况大姐都知道，叫我替她向你问好。” 　　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想了又想，感到莫大的欣喜和安慰。我的情况大姐都知道，她是怎样知道的呢？大姐呵大姐，你真是我们大家的大姐。四十年过去了，你还和当年一样关心着我们，惦念着我们。你为我们的成长，曾经操过多少心啊！在那难忘的抗日战争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的重庆，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红星，你是我们这些女青年的最亲的亲人。是你扶着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你教给我们怎样运用手里的笔去和敌人作斗争的。记得我们这些女青年当时最亲密的耳语是：“小心大姐克你。”“嗳，告诉你，大姐克我啦！”受了大姐的批评，有时是很严厉的批评，却反而象是吃了蜜糖一般甜在心里。 　　我是怎样认识大姐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邓颖超这个名字，是我学生时代参加秘密读书会时，在一本书里看到的。当这个名字和其他一大批神秘而又神奇的名字在我的眼前出现时，我的心早被吸引到中国的别一世界去了。 　　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参加救亡活动到了武汉，住在旧日本租界，可巧的是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旧日本租界。那时候中国进步的女青年，谁不想见邓颖超一面啊！那是1938年3月8日，办事处一位同志通知我，下午三时在武昌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会，邓颖超大姐希望我去参加。可惜的是，我受阻未能去见大姐一面，这使我感到是最大的憾事。 　　1940年春，我到了重庆，在“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邓颖超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这才在会议上见到大姐。那时我在联络组，我们经常召集各阶层妇女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大姐每会必到，到必讲话，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义正辞严，令人折服。她的那些宣传鼓动性很强而又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演讲，打动了多少知识界妇女和青年的心啊！ 　　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通青年，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想和幻想，正确的和错误的观念，加上生活上的矛盾，一时弄得我苦闷极了。我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化龙桥，第一次登上了红岩。在一座红砖楼房里，在大姐和周恩来同志的卧室里，大姐的那一双温柔而炽热的手，和一个女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的坦率和热诚给了我多大的温暖呵！ 　　那一天，大姐穿一件深色的旧旗袍，健美、朴素、大方。在我的印象里，这位三十六七岁的大姐，既有革命政治家的非凡的风度，又有一颗诚实而善良的心。而她的那一双慧眼，仿佛能看穿年轻人心里想的以及还没有理解的，以至还没有意识到的一切。不用说，我的情况大姐都是知道的。 　　在窗前横放着的写字台两边，大姐和我面对面坐着，倾心交谈。 　　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个团体虽然是宋美龄为会长，大部分机构为国民党所把持，却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那时候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共、防共、溶共，因而团结是表面的，斗争是实质性的。大姐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我所处的环境，谈到我对工作和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有耐心的说服，有严厉的批评，虽然是初次谈心，每句话几乎都是单刀直入的。顿时，我的头脑清醒了，我的眼前明亮了，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走自己的路了。谈话结束，已近中午。大姐拿出一块带瓜子仁的圆形蛋糕，放在盘子里，用刀切成两半，我们各自吃了自己的一份。几十年来，每当想起我和大姐的初次会见，那块蛋糕的甜味，仿佛依然留在嘴边。 　　大姐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一是红岩十三号，一是城里的曾家岩五十号。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她，不过每次去找她，总是在十分必要的时候。因为在她住地的周围，有无数双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在窥视着。我在找她以前，总是先把问题准备好，进门以后就在左手那间小会客室里的沙发上坐下。不用等，大姐会很快地出现。三言两语地把要说的话说完，得到明确的指示后起身就走，决不耽搁。去找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人很多，我和大姐的接触是秘密的，怎能让人碰见呢？ 　　有一回，我刚推门进去，大姐便从会客室迎了出来，同时用右手带上背后的门，一边高声和我说话，一边示意我到里面去。我知道会客室里有客人，便径直走进后院，上了一座小楼。 　　这是一座简陋的楼房，楼上有几个房间。一间朝阳的小屋就是周恩来同志和大姐在城里的卧室。临窗的长桌上铺着一块旧布，上面放着衣服、熨斗、剪刀之类的东西。我这才发现大姐还会做针线活儿。难道大姐还能抽出时间料理家务？我琢磨着。 　　大姐回来了，笑着说：“你来得不巧，差一点被人碰见。”原来会客室里的那位客人是我的一个同事，一位八面玲珑而政治情况不明的人物。她平时对我十分注意。我听了以后，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同时也暗暗钦佩大姐的精明和机警。 　　大姐拿起了桌上的针线活儿，是一件旧了的藏青色毛料男上衣，上面有一个窟窿，已经用原色的羊毛纤维织补好了。大姐将它摊在桌子上，喷水熨平，用指甲在上面刮了又刮。她又拿到亮处仔细地看，我也伸头仔细地看，织补得好极了，简直是天衣无缝。大姐高兴地说道：“看不出来了吧？这是恩来的礼服，他要穿着去会客哩！” 　　真没想到，中共中央副主席，赫赫有名的周恩来，会见中外人士穿的是一件织补过的礼服。更没想到大姐还有一手这样高超的手艺。她那手指的灵巧，动作的麻利，也是很少见的。我问她怎么学会这样好的针线活，她说：“只要是革命需要的都得学呀！” 　　谈完工作，大姐又说到由重庆去延安的同志，往往将自己日常穿的衣服留在办事处。办事处将它保存好，有从延安出来的同志要换装，便可以拣合身的穿。大姐说：“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哩。” 　　从此，我对大姐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她不但是一位妇女领袖、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料理“家务”的能手。在花钱这一点上，竟然是如此地精打细算，亲自操劳。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我来说，不啻是上了革命的第一课。
<

>　　三、“我欠你的账，一定要还的！”
<

>　　1982年12月间，我又一次幸运地见到了大姐。这是我回北京后的五年里，和大姐第二次握手见面。 　　那天，东方歌舞团在北京饭店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我听说大姐要来，便提前到会场等待。大厅里五光十色，一张张圆桌周围坐满了人，前面作为首长席的圆桌也将要坐满，节目即将开始，却不见大姐到来。 　　我选定一处坐下，无心吃桌上的糖果，一心一意地注视着南门入口处。突然，一阵骚动，人们往南门涌去，摄影记者们更是健步如飞。我知道定是大姐来了，便忙去迎接。大厅外面，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衣帽处，连插针的缝儿也没有，我只得站在台阶最上面的一级，踮起脚了望。 　　只见大姐在那里站着，由秘书赵炜同志帮助着脱去大衣和帽子。解下围巾以后，大姐的面容才露了出来。她脸色苍白，步履缓慢，由王昆同志扶着一步步走上台阶。她说话似乎很吃力，却大声地说道：“我这几天病了，你们叫我来，我不得不来，我这是奉命而来。” 　　啊，大姐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照相机用的灯光在她的全身、在她的周围照成一圈透明的银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银茧，茧的中间是一条春蚕，她的银丝是永远吐不尽的。一位革命者活着就是为了付出啊！我上前向大姐问了一声好，怕影响摄影，立即退出，回到座位上，等待大姐讲话。 　　大姐没有讲话。前来看望她的同志们络绎不绝。她和平时一样，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交谈，问长问短。节目已经演了几个，人们并未留心精彩的节目，而是凝望着大姐。我等呀等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隙，走了过去对大姐说：“大姐，我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吧！”大姐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的《新观察》，我过去都看的，现在眼力不好，字又太小，不能全看了。”我又喜又惊，喜的是大姐已八十高龄，精力竟然如此充沛，连这样一本小小的杂志都关心到。惊的是大姐的讯息竟是如此灵通，居然能准确地知道我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呵，怎样向大姐交代呢？大姐继续说：“我早就想约你到我那里去，总也没有实现……” 　　话还没有说完，一群年轻的女演员，如同鲜花一般一朵朵开放在大姐周围，要求合影留念。一群年轻的男演员如同雄鹰一般，又在展翅向大姐扑来。我闪在一旁，欣赏这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我想，曾经有一根线将大姐的心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这根线又将大姐的心和年轻一代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83年9月间，在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大姐。这一回，和我上回见到的大姐完全不一样了。她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穿一身浅茄色西服，白衬衫，齐耳的短发闪着亮光。她代表党中央向妇代会致贺词，号召全国各族妇女加倍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建设两个文明贡献出最大的力量。那清晰的字眼，色彩丰富的声调，热情而深沉的语言，响彻人民大会堂的每个角落，渗透到每个代表的心里，使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思索和大展宏图的激情之中。这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祖国仿佛是一艘航行在大洋上的巨舰，舵舱中的前辈革命家们正在率领男女健儿破浪前进。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妇代会的闭幕式上。大姐和往常一样，安详地坐在主席台的前排。我隔着台前的花丛仰脸凝视着大姐，大姐却侧着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全国妇联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张帼英同志。张帼英坐在大姐的右面，和大姐隔着四个座位，正在麦克风前致闭幕词，她是这次妇代会选出来的一位接班人，四十七八岁年纪，短短的头发，深深的眼窝，一张广东人特有的精明强干的脸型，穿一件带点土气的浅蓝色单衫，看上去象个学生。我听人说过，这位全国妇联的新领导，是光着脚丫穿一双塑料凉鞋到妇联大楼来上任的，作风朴素，雷厉风行。她十五岁参加工作，当过县委书记和地委副书记。很显然，她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这个讲坛上来的。在她致闭幕词的长时间中，大姐始终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那精神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炽烈，如此的动情，如此的令人神往啊！我看着大姐，从她的眼神里仿佛读到了一部中国革命史，一部妇女运动史，一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一代新人寄托了多么深厚的期望啊！我有幸看到这样一个伟大而生动的场面，心情激动不已。瞧，一朵新的火苗，不，无数朵新的火苗，正在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火炬，去开创新局面，去点燃新的世纪的火…… 　　妇代会结束后，又是在摄影厅，又是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们的幸福时刻，大姐步履轻捷地走过我的面前。没有想到，她居然在人群里一眼看出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握着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戈扬呀，我欠你的账。”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她已经走过去了。可是她走出两步，却又回过头来重复道：“我欠你的账，一定要还的！” 　　大姐欠我的账？这是从哪儿说起呢？啊，这是指前次见面，她说过要约我到她家里去还没有实现吧！然而，回想我的一生，如果说是大姐欠我的账，莫如说是我欠大姐的账，欠党的账呵！于是，四十年前的大姐，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

>　　四、‘小超在山上哩’
<

>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风云变幻的重庆，政治空气立即紧张起来。绿色土纸印的《新华日报》上，出现了周恩来同志写的十六个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不几天，消息传来，××被捕了，×××被捕了。白色恐怖笼罩山城。 　　那天早晨，我走在张家花园的路上，一眼瞥见大姐和张晓梅同志迎面过来。她俩脸色深沉走在路的左边，我走在路的右边。将要接近，大姐继续走下去，晓梅却一步斜了过来。幸好路上无人，她在我的耳边说了几句要紧的话：“你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明天一早来五十号，脱掉身上这件红毛衣。” 　　我心头一震。啊，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伸向我了。不过，这也是意料中事。我奇怪，这样机密的黑名单是怎样弄到手的呢？这个黑名单又有多少人呢？大姐和晓梅匆匆过去，如同暴风雨中的两只海燕。她们肩上的担子，如今是多么重啊！ 　　我来到曾家岩五十号，晓梅还没有起床。她一边穿衣，一边从蚊帐里伸出头来，愤愤地说道：“无产阶级走上坡路，资产阶级走下坡路，他们疯狂挣扎了。你马上走，绝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你找个可靠的地方打埋伏，把地址写给我。” 　　我把地址写给她。她接过纸条，同时将已经准备好的200元钱放在我手里，说道：“这是给你的生活费，你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们要保护你，到时候，我们会和你联系的。” 　　我手里拿着钱，又听到她说的这几句话，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心想这是大姐和你们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的呀，原来是为了这个用场。她伸手拭去我的眼泪，说道：“这是什么时候？不要难过，万一发生什么事，设法通知我们。”她来不及梳头，头发蓬松着。她那缺少血色的小圆脸上，显然是由于熬夜，眼泡是肿着的。 　　我投奔的这位朋友是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的一位护士。恰巧她的一间四个床位的宿舍里空着一个床位，我就躺在上面“养病”。每顿饭由我的朋友用饭盒从食堂带来。谁知到了第五天，她被派到城里办事去了。黄昏时那两位同宿舍的同事吃完晚饭回来，发现我一天没有吃饭，要陪我上街去吃碗面。明知有危险，可是我饥肠辘辘，也只得去了。 　　卫生部在化龙桥附近，我被搀着来到化龙桥街上一家小馆坐下，要了一碗面。她俩说好先到街上逛去，一会回来接我。小馆里有人在喝酒，我伏在桌上等面。等了一会，跑堂将面端来，我抬起头来吃面，不想被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认出了，他称呼着我的名字，向我伸出了手。他是谁？我不认识。我一惊，加上饿得头昏，便一头栽倒在桌上。面碗打翻了，面汤哗哗地流。我虽然昏倒，心里却是明白的。只听跑堂的对那人大声嚷道：“死过去了罗！还不快去卫生部找人救命？” 　　那人一时着了慌，真的跑出去了。我马上“醒”了过来，恰巧那两位同事也同时进了门。我二话没说，挎着她俩的胳膊逃也似的回到了宿舍。 　　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到哪里去？只有一条路，去找大姐。卫生部离红岩嘴不远，第二天一早，趁她们两个上班以后，我便提着我的小箱子走了出去，找到了上山的路。 　　我正往山上走，抬头望见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肩并肩地说着话，从山上下来。他们一看见我便都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是多么亲切呵！当我听到周恩来同志说“小超在山上哩”，我的饥饿和惊慌，便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

>　　五、“今后的路需要你自己走”
　　大姐将我安排在办事处的招待所住。我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住下去，就等去延安的汽车了。谁知只住了一夜，大姐便把我叫去，叫我蒙上头巾，戴上口罩，和她一道下山，坐上一辆小汽车，向重庆的远郊区驶去。 　　汽车经过山洞，这里是国民党宪兵的一个关卡，车辆行人都要经过检查。大姐从容不迫地从车上下来，从宪兵手里接过一个登记簿，一边填写一边落落大方地说道：“车里坐的是葛小姐，她有病，我陪她去治病。” 　　面前是全副武装的宪兵，为首的是一名军官。他看看车牌，知道是周恩来的汽车，看看大姐，邓颖超的大名自然也是知道的。他迟疑着，大姐的那双含笑的眼睛逼视着他。那军官只得俯首朝车里坐着的我望了望，不敢为难，挥手放行。 　　汽车又走了许多路，经过歌乐山，到了赖家桥，拐进一个村子。这里是阳翰笙同志的家，为了防空搬来的。大姐对这里熟悉极了，三步两步走进一个院子——全家大院。她一边和老乡打着招呼，一边推开一个门大声说道：“棣华，我给你带来一个伴儿。”随着一阵笑声，出现了一位秀美的南方妇女，这就是阳翰笙的爱人唐棣华同志。 　　这里住的不止是阳翰笙一家，不少文化界、电影界人士的家属在院里院外住。她们听说大姐来了，都走来看望，拉着大姐的手小超长小超短地称呼着，亲热地谈家常。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重庆的那一大批文化界的人士，不论是党内的党外的，遇到什么事都要去找周恩来同志和大姐解决。人们背后谈起来总是这样说：“恩来是我们的主心骨”，“小超是我们的主心骨。” 　　大姐吃完饭匆匆走了。临走时嘱咐我耐心等待。那时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有几个要撤退。她告诉我等桂林办事处的车来了，我可以跟他们的车去延安。 　　我在乡下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大姐先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又送来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夏英喆，也是我的同事，也是被追捕的一个。第二次是接我回办事处，告诉我国民党查得很严，延安去不成了，叫我到新四军去。 　　这天晚上，大姐在她的卧室里正襟危坐，和我一直谈到深夜。先是为我安排行程，如何从蒋管区潜入沦陷的上海，到了上海去找什么人接头。她写下一个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三十三号同裕煤栈，让我在心里记住。然后是发给我一笔路费，叫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钱数签上字。大姐在安排这一切时，细致、周到，无微不至。她处处征求我的意见，路上用什么化名，她打电报用什么化名，我准备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位女职员同路去上海，她又询问了这位女职员的情况以及性格。 　　最后大姐提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你的组织问题，我们现在顾不上，到苏北解决。”接着便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她语重心长地说道：“党需要新闻工作人材，你到苏北可以做新闻工作。今后的路需要你自己走，你要善自珍重啊！” 　　是啊，今后的路需要我自己走，大姐的话，刻在我的心上了。 　　第二天，大姐派一辆汽车送我到两路口。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机警的司机同志立即停下，让我下车，把小箱子递给我。我坐上一辆人力车飞奔而去，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找到我的旅伴王兰芬。在她的掩护下，我以“王梅芬”这个化名，和她姊妹双双地走出重庆，逃出了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罗网。 　　到苏北不久，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从此，我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在敌后战场上，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
　　六、‘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1983年10月23日，我是怀着重上红岩的心情到中南海去见大姐的。 　　这是北京的秋天里最好的一天。天空高而蓝，阳光温暖，空气新鲜，中南海红墙外面的鲜花也格外美丽。“可是来得太早了呀，”我对司机同志说，“约定九点半，现在才九点一刻。”他把车子开到北海公园门前呆了一会，这才又回到府右街，进入了中南海。 　　一座古老的院落，大门关着。按照警卫的指点，我用力推开了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静悄悄，听得见树叶摇曳沙沙声。金色的阳光洒满萧瑟的庭院，几丛花树和盛开的秋菊洋溢着蓬勃的生机。西厢房的廊檐下，晾着几件衬衣，更使我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简朴的生活气息。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越是接近大姐，越是想要把脚步放慢一些。象当年第一次登上红岩那样，我要争取时间想象一下，大姐现在在干什么，我见到她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右手厢房的窗户里有人向外探望，接着便出来一个人，是赵炜同志。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道：“我们没有见过面吧？” 　　“不，我看见过你，在北京饭店。” 　　她笑了，“大姐接见的人太多，有的同志我没有记住。不过我记得你来过电话。” 　　“是的，我给你打过电话，探问大姐身体好不好。” 　　我们说着话来到客厅，赵炜同志让我坐下，她去通知大姐。客厅宽大而宁静，五十年代我来过，那是中间那间大厅，正门大开。现在却是从东首的旁门进来的，是另外的一间。我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跟着赵炜同志来到大姐房门口。只见大姐坐在临窗的写字台边，正在放下手中的笔。她抬头看见了我，便挪动身子站起来，一边摘下眼镜，一边笑着说道：“进来吧，来看看我这屋。” 　　“大姐，您好！大姐，我真想你呀！”我说着便扑了过去，象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真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竟不由自主地抱住大姐，一腔热泪流了出来。 　　大姐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用手指着胸口说：“你们都钻在我的心里呀，你们这些过去的同志都钻在我的心里呀！” 　　这时候，我所看到的大姐的形象仿佛又不是大姐。是谁呢？她那半仰着的脸，她那微闭着的眼睛，是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那张版画——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吗？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风云和革命斗争，都集中反映在她的那双眼睛里。这是一幅更为伟大的肖像画，是一首革命的史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母亲的伟大形象。 　　大姐的卧室不大，光线也不够充足。沿着东墙和北墙摆满书柜，靠近西墙放着一张低低的床，铺着洗得很干净的不太白的床单。床与墙之间的小几上面有一个茶杯。大姐说：“这四年一年一场病，胳膊、腿摔断，胆囊炎，高烧十天不退。去年那场病，我以为要见马克思了，谁知又好了。马克思还要我下放一个时期，任务没有完哩！” 　　大姐诙谐地说着话，和我一同来到客厅。她让我在左首的沙发上坐，说是她的右耳有点背。茶几上放着两杯沏好的茶，我这边还有一个小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个通红的熟透了的柿子和一把极小的铝勺。显然，这是为我准备的。 　　大姐感叹地说：“你们几个女记者，熙修和杨刚死了，子冈病着，现在只有你在工作。能工作就多做工作，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大姐又谈到许多人，“丁玲见过。白朗听说也在病着，她的女儿给我来过信。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朱子奇他们来过……” 　　大姐的心里装着多少人啊！
　　七、“这是人民的心呀！”
　　我拿出最近出版的《新观察》，告诉她这一期登了一篇《李知凡太太》的作者胡杏芬的侄女写的文章，还有一篇大姐保存的胡杏芬的另一篇遗作《小许许》。提起《李知凡太太》，大姐便站了走来，到后面拿来一沓连载《李知凡太太》的晚报，指着上面一篇《关于西山平民疗养院》的文章，说道：“你看，这事情真有意思，我先给你讲这个故事。” 　　原来大姐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就打听作者陈溶在什么地方。了解到陈溶就在北京，做财经方面的工作。大姐说：“陈溶也是我的病友，那时她最小，我们都叫她小陈。我问陈溶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找我，她说：‘首长太忙，不敢打搅。’你看看，首长多可怕，人家都不敢找，我是最不喜欢人称我首长的。我准备约陈溶来见见面。”我插了一句说：“我也来听听好吗？”大姐说：“好啊，你是记者嘛！” 　　大姐又拿出一本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翻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道，“这是我在平民疗养院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南汉宸和张晓梅到西山去看我时照的。唉，晓梅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这次《中国妇女》把这张照片登出来，也算是给她平反吧！” 　　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在内蒙古写的一首旧体诗放在茶几上，作为向大姐的汇报。大姐看了看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和你不同。我在这里没有动，那也是不得安宁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去参加了两次会，感到味道不对，不再去了。接着我就采取了‘三不主义’，一是不和人来往，二是不和人通信，三是有人来找，我不见。恩来忙着给这个写证明，给那个写证明，我说，‘你不要写吧！他们不会看的，写也是白写。’他责任心强呀，他还是写。 　　“后来，红卫兵越来越厉害了，把棚子搭在西门，象东安市场似的，安上五十个高音喇叭，二百个扩音器，对着我们，整天唱呀，叫呀，骂呀，弄得人连睡觉都不能睡。恩来忙得那样，回来不能休息，我让他找个地方去睡觉。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那些红卫兵叫号，要他交出刘少奇、交出邓小平，往里冲，要抓王光美。他们知道主席到南方去了，就闹得更厉害了。” 　　我听着大姐的话，回想那时候我在沈阳作协，作为“牛鬼蛇神”每天扫院子，扫完院子看墙上的大字报。记得有一张传抄的江青对红卫兵的讲话，说什么“我要不是主席的老婆，就来和你们一道宿营呀”。原来江青的那番话是煽动红卫兵造总理的反，是江青导演的这出丑剧。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不知道呀！”大姐说：“恩来出去了三天没有回来，也没有来电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两天半过去了，才有人捎信回来说林彪叛变。我听了忙叫他们把二门关上。同时召开支部会，让大家作好思想准备。林彪死了，他的爪牙还在呀！” 　　我怕触动大姐，不敢提到那个全国悲痛的日子，可是大姐倒先说到了。我告诉她，那时我在内蒙古，群众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如同家里倒了山墙一般，谁不悲痛？谁不为国家担忧？我看到照片上站在总理灵前的大姐，看到那个署名“小超”的最小的花圈，恨不能到北京来哭一场。赵炜同志说，“你别看那个花圈小，全是鲜花，在广州定做的，由班机带来，一天一个……”大姐深情地说：“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了，只有给他送鲜花呀！” 　　“那天”，大姐回忆说，“从天安门到八宝山，马路两旁站满了人。天这么冷，人们都站在大风里，太冷啦！我叫司机快开车，让人们早点回家休息，可是车开得太快，摄影记者没能拍下照片，很有意见。这样一来倒是中了江青的意，他们就是不希望拍照呀。到了八宝山，我因为有冠心病，早回来的。等火化完了，已经是半夜，恩来的侄儿回来说，人们还都在街上站着哩！唉，这是人民的心呀！”大姐问我：“天安门事件时候你在北京没有？”我回答大姐，“我怎么能来北京呢？那时候不要说我，就是一般的同志来过北京的，也要受审查哩！”她又问我：“天安门广场的诗和照片，后来出过几本，你都看到了吧？唉，这是人民的心呀！” 　　是啊，人民的心是什么力量也征服不了的。 　　大姐谈兴很浓。护士送药来，她没有吃，破格推迟了半个小时。等她站起身去吃药时，我吃柿子。 　　现在正是北京人吃柿子的季节，街头有许多象玛瑙似的红得透明的柿子，吃起来甜甜的，凉凉的，我是最爱吃柿子的。可是今天的这个柿子，味道更不一般，我手里捧着柿子站在大姐身边，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真是甜到心里了。我吃着柿子想到四十年前吃的那块带瓜子仁的蛋糕，便对大姐说：“我第一次见大姐吃的是蛋糕，永远忘记不了；今天吃这个柿子，也将是忘记不了的。”大姐一边喝水，一边对年轻的护士说，“那时候还没有你哩！”护士笑了。算起来整整43年半，这中间我们的祖国经过多大的变化，几代新人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占据大姐的时间太多了，该告别了。可是大姐说还要照相。原来赵炜同志已经装好彩色胶卷作好准备了。 　　大姐穿上大衣，精神抖擞地从客厅走了出来。庭院里阳光灿烂，我们先在菊花前面照了几张，然后边走，边说话，边照相，不觉来到大门。对我来说，这是多么珍贵的时刻啊！正如当年一个普通青年，受到破格的关怀一样，今天这次破格的会见，我也是没有想到的，而且是不敢奢望的呵！ 　　到了大门外，大姐一再叮嘱要把刊物办好。她又和司机同志说了几句话。我告别时她大声嘱咐：替我向编辑部全体同志问好。
　　八、我看到了“李知凡太太”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又从电话里听到那个宏亮而庄重的男同志的声音：“你是戈扬同志吗？我是邓颖超同志这里。后天上午九点半钟，邓大姐和陈溶同志会面，大姐说你也想来听听，是吗？”我连忙回答：“是啊，是啊，我是想去听听的啊！” 　　11月5日星期天，天气晴朗、清和、温暖。我甚至感到有点春意盎然。可是我因为摆弄照相机把时间耽误了。原是想要摄取两位老病友重逢的镜头的，谁知倒反而把这个宝贵的一刹那失去了。我怀着惋惜的心情走进大姐的客厅，看见一位年过花甲的女同志和她的女儿在客厅里坐着，我不好意思地说：“大姐，我来晚了。”大姐笑着说道：“你是来晚了。不过她们来了也还不到十分钟。” 　　陈溶同志是一位朴素而文静的女干部，就是大姐所说的当年那个15岁的病友小陈。她说，她的父亲陈滔当时也是一位地下党员。全国解放那年她才28岁。 　　这回是陈溶同志坐在我上次坐的座位上，我和陈溶的女儿以及赵炜同志坐在大姐对面的长沙发上。两位老病友畅谈往事，客厅里洋溢着大姐的爽朗的笑声。我听着，思索着，想象着，四十五年前的那位“李知凡太太”渐渐地活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37年春天，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患肺结核从陕北出来求医。她脱去了军装，换上了旗袍，化名为“李知凡太太”，孤身一个出现在北平街头。这位年轻的李知凡太太倘若被国民党特务识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我过去在天津念书，在北平教书，是就考虑到这里有许多朋友，遇到熟人怎么办？”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 　　果然，这位“李知凡太太”第一次去协和医院看病，一上台阶，迎面就遇见她的一位同学。不过，“李知凡太太”虽然身患重病，却是机警沉着。她不动声色，轻轻地一闪就过去了。她的那位同学压根儿也没有注意到她，恐怕到今天还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呢！ 　　看来，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太多，免不了要遇见熟人。“李知凡太太”这样想着，照了一张片子，从那以后就不再到协和医院去了。 　　四十年前的结核病是一种不治之症，谁得了这种病，如同现在得了癌症一般，在精神上不啻是判了死刑。然而这位“李知凡太太”却和一般病人不一样。她心胸开阔，性格豪爽，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会被病魔所压倒的。她终于打听到西单有一位叫做芦永春的西医大夫，能治结核病，医道很好，在羊肉胡同开了一所芦永春医院。她去芦永春医院看病，知道了这个医院还在风景优美、人烟稀少的西山附设一个疗养院，收费比较便宜。这样她就住进了西山平民疗养院。 　　“是呀！”当年的病友小陈说：“平民疗养院收费是比较便宜，住院费连伙食费在内，一天一元一角五分。每顿饭一菜一汤，吃不饱也饿不着，不过每天还有一碗牛奶。” 　　“我不吃牛奶，”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我爱吃豆浆，他们那里没有豆浆。” 　　“平民疗养院设备很简陋，那么多的病人连个厕所都没有。”当年的小陈埋怨说，“每天早晨，附近的农民推着粪车来收大小便，能起床的病人都是自己去倒盆儿，大夫、护士也是如此。到了夏天，没有洗澡的地方，病人想洗个澡，也没有法儿。” 　　“我倒是找到了一个洗澡的地方。”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你还记得吗？厨房旁边有块三角地，我用芦席拦起，就在那里洗澡。我天天上山，半山腰有个姓李的人家，我常去坐一会聊聊天。姓李的会做蜂蜜，我还带回蜂蜜给胡杏芬尝过。我经常去礼王坟。一直以为是李王坟，这回看到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不是姓李的‘李’，是礼仪的‘礼’，是一个世袭的名称。” 　　“病友们都觉得李知凡太太可爱，和蔼可亲，关心别人。可又觉得她很神秘。”当年的小陈说：“大家都喜欢照相，要和她一块照相，她不肯照。向她要相片看，她一张也不拿出来，总是说放在城里没有带来。夏天那么热，她总爱在屋里听广播，听完回来给大家讲。爱听广播的，我记得还有两个男病人……” 　　“提起这事，还有两个故事呢！我先给你们讲讲这两个故事。”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那两位男病人，一个叫做郝威，另一个大个儿叫做刘纳。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的时候，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有一天，我出去开会，从楼上下来，伸头向客厅里望了望，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人，正是西山疗养院的病友刘纳。他看见我感到很奇怪，李知凡太太怎么会在这里？我看见他也觉得很奇怪。原来他是东北流亡学生，是来找董老接组织关系的。后来他在重庆养病，听说在从延安撤退途中病逝。 　　“1983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办事处由武汉迁到重庆，住在城里机房街七十号，房子被敌机炸毁，才搬到红岩去的。办事处在重庆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工作的徐克立同志有一次汇报，说到学员中有一个叫郝威的。郝威不也是西山平民疗养院的病友吗？他当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我托徐克立给郝威捎信，就说有个李知凡太太向他问好，要去看看他。后来我们见了面，才拆穿了这个哑谜。”大姐在结束这两个故事时说，郝威的名字叫罗青，他英文很好，现在在《中国日报》工作。 　　原来在西山疗养院里三位最关心时局的病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纹丝不露，不但病人们没有察觉，连他们自己彼此也没有察觉。尤其是郝威和刘纳两位同志，他们哪能想到，和他们一起听广播的这位“李知凡太太”，竟是一位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女英雄。他们更哪能想到，这位“李知凡太太”就是周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呢！　　　　　　　　　　　　　　　　　　
　　九、‘我哪有这个时间？’
　　有趣的故事，传奇的色彩，把人们带到了史诗一般的革命斗争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李知凡太太”又是怎样结束她的李知凡太太的生活的呢？ 　　我向大姐提出了这个问题，陈溶同志也同时提出了她一直感到纳闷的一个问题：“大姐，那回疗养院从西山撤回到城里，坐的是一辆大汽车，上面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车上还有一个美国人。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城，进城很不容易，是不是周总理的关系给我们搞到的汽车？” 　　“不是。”大姐说，“恩来那时候根本没有去过北平，怎能是他的关系呢？” 　　“那一天，你不是和我们一道坐汽车离开西山的吗？”陈溶同志问。 　　“不对，你记错了。”大姐说，“那一天我是先走的。吃了早饭，上午九点钟我就离开了疗养院，你们不是都出来送我的吗？我坐的是人力车，到了西直门，城门紧闭，有伪军把守，进不了城。已是中午，我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到下午一点来钟，有一辆汽车过来了，上面确是插了一面美国国旗。我一看都是平民疗养院的人，便和你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叫我：‘上来吧，上来吧！’车上人很多，我挤上了车。我没有看见美国人，我估计那辆车可能是芦大夫通过美国红十字会的关系搞的。” 　　“李知凡太太”进城以后，这回已不是忙着治病，而是要设法走出已经沦陷的北平，绕道上海去西安，恢复她的本来面目，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她和病友握别，径直去地安门外的邢太太家。邢太太就是张晓梅同志，住在地安门外的慈慧殿。她在晓梅家里住了两天，便乘火车去天津，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谁知轮船停在大沽口，一停停了3天，怎么回事呢？最后船主通知旅客，这条船不能去上海，只能去烟台和青岛。原来“八一三”事变发生了，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上海正在打仗，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 　　“李知凡太太”当机立断，决定去烟台，到那里乘烟潍铁路火车到济南，然后南下转陇海路经蚌埠回到西安。这以后，她就是我们在武汉、在重庆经常看到的令人崇敬的女革命家邓颖超同志。直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一位已故的女青年的遗文中，知道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一段“李知凡太太”的插曲。 　　会见结束时，大姐照例吃完药，穿上大衣，和客人们说着话走出客厅。这时候，我不禁这样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经历的艰苦斗争，他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他们光辉的一生，是我们光荣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哪怕是随便谈谈，把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记录下来，也将是革命后代的宝贵财富呵！ 　　不想陈溶的女儿小王，一位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和我想到一处了。我们便将这个想法向大姐提了出来。大姐却坚决地摇摇头，说道：“不行呀，我哪有这个时间？” 　　是哪，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正在指导亿万人民开辟四化建设的新航程，为国事操劳，哪有余暇回忆往事？何况历史是永远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要注视着历史的前方，他们的脚步哪里能有片刻的停留呢？ 　　陈溶母女先和大姐告别，大姐和她们一一握手。最后，大姐握着我的手时，又一次说道：“替我向编辑部的全体同志问好！”两次会面，两次嘱托。这是多么深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呀！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编辑同志说的，我们又怎能忘记呢？ 　　（1983年12月23日于北京）

收藏分享评分

君似梅花我似叶，不怪花开早，只恨叶生迟……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永恒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