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福建军阀周荫人奉孙传芳之命，统兵2.5万人，分三路进攻粤东。驻守粤闽边界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第3、第14师、第20师的1个团及独立第4师，总共兵力近7千余人，形势十分危急。恩来和延年一起召集军委研究应对办法。结果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派共产党员李木赓到福建上杭策动闵军第2军的曹万顺、杜起云2旅起义，结果曹、杜2旅在10月8日在粤东蕉岭通电起义，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二是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正好毕业，恩来就同延年、毛泽东一起将福建籍的共产党员学员郭滴人、朱积垒、徐琛等以北伐东路军政工人员、国民政府地方干部、工农运动特派员等身份在军中开展政治教育，在地方治理政权、组织民众支援北伐战争。两大措施支持东路军取得了节节胜利。
恩来由沪回穗还向广东区委传达了，联席会议关于创造条件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决定。自北伐开始后，为了全力支援北伐，广东区委就有结束罢工的打算，并按鲍罗廷的建议，以增加进口货物关税的2.5%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费用的办法与国民政府和罢工委员会商谈，也取得了双方的同意。广东区委开会研究后，省港罢工委员会于10月10日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自本日12时起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
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中路军和东路军都先后取得了军事进展。恩来除了与前线通过多渠道密切联系，及时掌握战况并作出指导外，还不断地给广州的学生进行演讲，指导学生运动。例如，10月12日给中山大学学生作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工农运动、学生运动》的演讲，10月14日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新政治队作题为《武力与民众》的演讲。
就在此时，蒋介石在江西行营特派总司令部副官处长张治中返回广州，向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准备任命恩来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因为：蒋被任命为总司令后，张治中于北伐前竭力向蒋建议由恩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但被蒋拒绝；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又向蒋委婉提出加强国共合作的建议，也未被重视；然而，9月3日、4日第1军第2师与第4、7军两次两次进攻武昌失败，9月19日在南昌战斗中王柏龄指挥的第1军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让蒋介石感到他赖以起家的第1军第1、第2师赶走了共产党、没有了周恩来，由统一广东时的常胜军变成了北伐中的常败军，他要想实现个人独裁的梦想，必须拉拢住周恩来。对北伐战况和蒋介石野心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当然不会接受蒋的任命。他以目前党内任务尚多、须请示中央为由婉拒。
恩来没有虚言，他自9月中旬以来还担当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为中共上海区委举办的秘密培训班讲授军事课。原来，9月初上海区委决定要发动一次武装暴动，成立了“武装斗争指挥部”，准备组织一支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为此，由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和上海工会负责人徐梅坤负责，在杨树浦秘密举办培训班，培训起义人员和纠察队干部。培训班聘请恩来讲授暴动技巧和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战斗方法等军事课程。9月中旬训练班开学后，恩来从广州赶到上海授课，课后返回广州，这样往返不断。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要求，恩来为撰写北伐前线各军的军事情况的综合报告而返回广州。恩来利用北伐各军中党组织和军委特派员聂荣臻等的定期报告材料，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广州留守处掌握的材料，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的材料，再加上他从各大报纸获得的有关报道材料，经过汇总、整理，于10月25日以广东区委名义写成了较为完整的北伐战况的报告材料，并于次日赴沪面交。
到了上海，恩来向中央交送了北伐战况书面材料，并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还参加了有关北伐后我党行动方向的讨论。令恩来非常意外的是，原来策划好的上海10月24日的武装起义，还没展开就失败了。10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区委的起义决定，恩来应询向徐梅坤推荐了训练班的学员陆立之去杭州协助策反浙江省长夏超起义后，就返回了广州。后因夏超起义失败、工人发动不充分等原因，至使起义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总结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加紧准备第二次起义。恩来被上海区委邀请参加研究第二次起义的准备问题，还分配他策动海军参加起义工作。
在驻沪海军“建威”炮舰任候补员的共产党员郭寿生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生，他在学校就成立了党团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海军军人。第一次起义时，原定以焰火为信号，发动“新海军社”控制的军舰起义，但由于焰火实效，军舰没能参加起义。恩来几次约郭寿生等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原因，商讨策动第二次海军起义办法，商定在条件成熟时，与全市工人一起举行起义。
完成上海之行的任务后，恩来为处理广东军委有关工作和牵挂有了四个月身孕的小超，打算立即赶回广州。临走前，他去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5号看望在家养病的瞿秋白。看到秋白嬴弱的病体，恩来十分难过，劝他安心养病，加强治疗，还脱下身上的皮袍披到秋白身上，说：“秋白兄，注意保暖，不能受冻。”秋白十分感动，坚持不收。恩来又说：“我要回广州了，这东西也用不上，还是秋白兄留着用吧。”秋白这才收下。
回到广州，恩来敏锐地发现，随着北伐的胜利推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蒋介石反对革命、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日益暴露，反动逆流正在高涨，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正面临着极大风险。他和延年研究，根据广东形势的变化情况，广东区委会立即开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并写成政治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们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希望他能成为左派，能够长期同我们合作”，我们应“强固民众的势力”，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打到他”。
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散布的“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恩来于12月10日撰写了《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文，并发表在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文章指出，“我们很久就肯定国民革命是目前中国的唯一革命”，“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不超过打倒他们的共同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文章更是理直气壮地说：“在这斗争中，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党人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为办国民党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终实地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文章最后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谬论，次日恩来又撰写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也发表在《人民周刊》上。文章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是国民革命，“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分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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