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被称为“艺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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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总理”的角色定位：理论贡献的主客观基础

　　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周恩来拥有“艺术总理”的誉称，它至少具有这样两个层面的涵义：

　　首先，它说明周恩来对文艺事业的关心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总理从本职工作意义上对文艺的过问。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关心之多、论述之广，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之密，在中外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其次，周恩来又不仅仅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总理，而且还是一个深诸文艺规律、有着相当艺术品位和学者品格的总理。从青少年时起，周恩来就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事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创作，有过戏剧表演的实践，写过文艺评论文章。成为职业革命家乃至共和国总理后，他的心底仍时常涌动着丰富艺术激情的创作冲动，表现出一般政治领袖所难以企及的深厚艺术素养。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有丰厚艺术素养的学者品格使周恩来在文艺领导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特殊身份来对文艺提出要求，同时也以一种人文精神的学者品格切入文艺。这也就形成了周恩来观照文艺的双重视角：既有无产阶级政治领袖对文艺事业高屋建瓴地俯瞰，把文艺置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放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链条中来要求；又有学者品格的从艺术内在规律出发的审美把握，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应当说，周恩来观照文艺双重视角的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它使周恩来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也正是周恩来文艺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肯定，如果周恩来仅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总理角色来关注和介入文艺，那么，他的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影响就不会这样深远，见识就不会有那样精到，魁力也就不会那样感人。

　　丰富的文艺工作实践、深厚的艺术素养以及切入文艺的科学思想方法，这正是“艺术总理”所蕴涵的全部含义，也是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能作出重大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及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能有独特理论建树的主客观基础。全面论述周恩来的这些理论贡献，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本文拟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周恩来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并思考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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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贡献之一：提出了文艺价值取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心转移，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价值方向的确立提供了思想经验

　　文艺的价值取向是关系到文艺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列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文艺现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为革命文艺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方向。这一价值方向的确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看文艺的特色，即首先从政治角度要求文艺。在《讲话》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因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导向的最终价值目标就是为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服务。换言之，文艺通过表现工农兵，作用于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实现为革命政治斗争服务的最终目的。

　　必须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生死搏杀的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把文艺的价值重心建立在为革命政治斗争服务上，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是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

　　然而，文艺的价值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毛泽东把文艺的价值重心建立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服务上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时代需要。显然，当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当政治不再表现为大规模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而表现为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时，文艺的价值取向就应当做相应的调整与发展。遗憾的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的价值取向仍局限于为政治服务的价值模式。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还出现片面、狭隘的理解。这样，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道路显得并不是那么宽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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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处在文艺领导工作第一线，与文艺家有广泛接触的周恩来觉察到了。他多次对文艺工作没能取得应获的成就表示不满。新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现状促使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进行新的思考和调整。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的思考和调整，充分考虑到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核心领导地位的影响和维护，因而具有一定的渐变性和隐蔽性。

　　首先，在价值总取向上，周恩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拓展为文艺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谈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周恩来总是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文艺“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提。１９４９年，周恩来就指出：“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讲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②1９５９年，他提出：为了文学艺术的健全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③１９６１年他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大众服务。”④１９６３年，他又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⑤显然，周恩来所提出的“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意不仅仅是在服务对象和范围上要比“为工农兵”宽广得多，更主要的是，它导向的价值终极目标“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仅仅是为政治服务。正如他所说：“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⑥

　　当然，对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周恩来认为文艺应当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但是在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中，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指在文艺的价值倾向性上要与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保持一致，而不是要求文艺简单地配合当前的政治宣传。换言之，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是要求文艺作品不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周恩来多次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文艺作品的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如果政治上有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听其自由泛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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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周恩来对文艺价值方向的调整还表现在确立价值总取向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统一在价值总取向下不同层次的价值实现方式。在周恩来看来，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主要应通过下列几种实现方式来实现：

　　（一）消除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基于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周恩来强调：“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担负起扫除旧习惯势力的责任，用新的思想去教育人民，影响人民。”⑧（二）用正确的思想、高尚的精神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周恩来把文艺工作者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受到鼓舞，受到激励。”⑨（三）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文艺的这种作用正是我们过去忽视了的。周恩来充分看到了文艺的这种价值。他在谈到文艺的调剂作用时说：“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他还说：陈云同志“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我“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⑩以上三种价值实现方式在周恩来看来，是程度不同地统一在文艺创造和欣赏之中的。周恩来曾针对有人不敢承认文艺的精神娱乐价值指出：“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统一的？是辩证地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１１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上，周恩来拓宽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内涵与外延。这一拓展的重要理论价值在于：把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重心从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层面转移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价值总取向下实现方式的多层次统一的广阔层面上。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思想发表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服务》体现了这种转移。社论指出：“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前，文 学艺术主要是鼓舞人民进行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今天，人民已 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除了需要从文艺继续得到革命的教育和战斗的鼓励之外，同时又需要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艺术活动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的艺术欣赏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决不可以忽视人民群众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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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价值取向的重心转移的思想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转移当时没能得以全面实现，但它为新时期我党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价值总目标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艺界在批判“四人帮”极左文艺并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进行反思时，许多聆听过周恩来讲话的作家艺术家都亮出了周恩来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著名作家刘白羽１９７９年初就撰文提出：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特别是当前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期，这个提法是很重要的，很科学的，也是非常符合实际的。”１２不久，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表示：我们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 １９８０年 １月，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样的口号。”13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现了文艺价值的重心转移。

　　理论贡献之二：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要重视认识、掌握、遵循文艺规律，并从文艺规律的层次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了科学的领导方法

　　勿庸讳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我党文艺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应当说，这里有着相当长的客观历史原因。马列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并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的反对和攻击。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某个对革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主要原则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或者当敌人正在攻击这个主要原则的时候，着重强调这个原则就成为必要，事情一开始也只能这样做。但这样做的时候又往往会忽略问题的另一方面。

　　中国最初的革命文艺倡导者也是这样。他们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文艺内在规律的要求。几十年之后，周恩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谈到那个时候的革命文艺时说过：“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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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由于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对文艺自身存在的特殊规律革命文艺很难兼顾实属必然，那么，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后，文学艺术的视角转向建设，探讨和总结文艺自身的一些内在规律，从而指导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世界的艺术精品来，这是应当有条件的。建国后，周恩来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多次表示了这种愿望。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理论上的自觉而得以明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在许多人看来，文艺只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方向，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对文艺规律的忽视与淡漠，加之政治上“左”的影响，导致了５０年代后期文艺工作严重违背、践踏文艺规律的苦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３日的文艺座谈会上、１９６１年 ６月 １９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７日的紫光阁文艺会议上，集中地提出了文艺规律的问题。

　　首先，周恩来指出了文艺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并要求加以认真研究和总结。他说：“解放以后，我们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接受下来了，但对许多问题认识得不清楚。”15“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有复杂性。”16“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他强调：“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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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周恩来从文艺内在规律要求的层次上，批评了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工作中一些重大而又长期处理不当的理论问题，包括文艺表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塑造典型人物，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等等。例如，对文艺与政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周恩来从文艺是用形象反映生活这一特殊规律出发，批评了当时那种片面强调思想性忽视艺术性，把文艺变成空洞的政治宣传和说教的做法：“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18

　　周恩来关于文艺规律的思想，对纠正当时文艺界“左”的倾向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思想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的理论贡献：第一，在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上，自觉而明确地提出要重视文艺规律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走向更高层次上的自觉。第二，相对于过去行政命令式的文艺工作领导方法，它提出了根据文艺规律领导文艺事业的科学方法，使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更科学、更自觉，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文革”结束后，文艺界人士纷纷撰文阐发周恩来关于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之后，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的祝辞中正式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１９。这一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党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所强调和遵循的。

　　理论贡献之三：广泛而深入地论述了文艺问题的各种辩证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总结了深刻、丰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文艺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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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而且，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对辩证法的高度素养并不仅仅是对辩证法理论的熟知与通晓，而是一种根植于长期的文化性格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实践自觉。因此，他在观察文艺问题时，在领导文艺工作实践中，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

　　建国初期，针对文艺工作中片面强调思想性忽视艺术性的做法，周恩来指出：“宣传里面也要有艺术形式，不然，尽管政治内容怎么强，也不能收到好的效果。”20到１９５８年，由于“左”的影响，文艺工作中的片面性大面积地暴露。为此，１９５９年５月３日周恩来邀集部分文艺界人士在紫光阁作了主题为文化艺术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集中提出了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问题。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以后，他在一系列文艺讲话中，对文艺表现时代精神、塑造典型人物、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对文艺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破除迷信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对作家的生活修养、思想修养与艺术修养，等等，都辩证地论述了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纵观这些论述，周恩来的文艺辩证法思想体现了这样三个主要原则：全面性、主导性、适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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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面性。周恩来文艺辩证法思想的全面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文艺总体把握的全面性，把文艺放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另一方面是在具体问题上充分顾及矛盾的各个侧面。如，周恩来基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及文艺自身的规律，对文艺家提出了三方面的素质要求：生活素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即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定是作家的生活素养、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的有机凝聚与统一。因此周恩来强调“如果不深入生活，那是创作不出好作品来。”２１又说：作家“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22“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不懂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23

　　（二）主导性。周恩来强调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要顾及矛盾的各个侧面，并不是并列而举，而总是找出其中的主要方面，加以着重解决。他在谈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时说：“既要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思想性。”24在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他强调“以我为主”，“艺术是精神产品，更加应从本民族出发。”25

　　（三）适度性。周恩来在运用辩证法论述文艺问题时，非常注意对度的把握，很讲究分寸，既注意防止强调主要方面过了头，又注意“不及”，从不走极端。而且，他不是把“过”与“不及”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去反对，而是通观全局，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文艺实际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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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周恩来对文艺工作各方面问题的辩证论述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和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同时，周恩来深刻、丰富的文艺工作辩证法思想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实际的产物。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摇摆舞”似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往往是纠正这一倾向又倒向另一极端。能否辩证科学地处理文艺工作的各种关系，防止“一条腿走路”的片面性，始终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定周恩来文艺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和长远指导意义。

　　历史地位：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主要理论贡献者和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光辉典范

　　多少年来，无论宣传领域还是学术界，几乎无人论及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笔者看到的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篇论及周恩来文艺思想历史地位的文章也仅仅是把周的文艺思想定位于承前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启后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桥梁”和“纽带”。26我想，这与周恩来文艺思想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中的作用与贡献相比，评价是不够的。

　　那么，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

　　笔者认为，把周恩来的文艺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坐标系中，对周的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革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者应当首推毛泽东，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的当属周恩来。如果把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那么，周恩来是这条长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理论贡献者。这样一个历史定位应该是可以立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