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36周年和诞辰114周年
1926年5月上旬至1927年4月上旬,共约11个月时间的第一次北伐,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打垮了吴佩孚和孙创芳两大军阀集团的主力,削弱了张作霖军阀集团的力量,使得国民革命达到胜利的高潮。第一次北伐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民众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国共合作的联合力量、苏联的援助、作战方针的正确、各军作战的奋勇等。然而,有一点却没有引起史学上的重视,那就是:周恩来对北伐胜利的做出的卓越贡献。
但是,周恩来没有到北伐前线,怎么会做出贡献呢?这要从制度贡献、道义贡献、组织贡献和直接贡献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制度贡献。这包括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战时政治工作制度两个方面。周恩来自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1925年冬担任第二次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从黄埔教导团到东征军都非常重视对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如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制定政治训练计划,对官长和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和政治教育,使军官和士兵“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的痛苦而作战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2页);制定严明的纪律制度等。
战时政治工作制度,除了坚持原来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外,还有更多的制度,如组织战时宣传队,发布《战时政治政治宣传大纲》,规定对本军、对民众、对敌军三方面开展政治宣传内容及其宣传方法;民众组织工作制度,军队所到之处,宣传队组织演讲会、军民联欢会、民众座谈会、散发传单等形式宣传东征意义,要求民众协助东征,还帮助地方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等民众组织,发展国民党组织;组织地方政府、打击土豪劣绅制度等。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都实行了周恩来所创立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北伐开始后,各军也都实行了战时政治工作制度。有了这两种制度,就使军队的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状态都同以往旧军队截然不同,而且能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北伐军获胜的根本保证之一。
(二)道义贡献。早在1924年2月,周恩来还在旅法时,就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和《革命救国论》等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把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列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对孙中山先生的北伐主张积极支持。1924年7月周恩来自法国回国,9月初来到广州,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初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对黄埔学生的政治教育,“突出地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二是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周恩来传》第107页)同时,他在社会上也广做反帝反军阀宣传。例如他在1924年9月7日为纪念“9,7”国耻日而撰写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含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之走狗中国军阀的革命。”10月10日,他在广州各界纪念武昌起义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动派!”他在两次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平定驻于广州的叛军杨希闵和刘震寰时,一直结合战斗任务宣传打倒军阀的必要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