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恩来在1926年九十月份两去上海何为？

朗空

      周恩来在1926年九十月份两去上海何为？       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转》的第141页写道：“周恩来在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和十月，曾两次从广州来上海。”但周恩来具体何时去上海？他去上海做什么？都没有说明。在周恩来的其他传记中也无相关的内容。其实，周恩来两去上海都有着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让我们从有关的著作或文章中寻找着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在舒风著的《周恩来与邵力子》一书的第52页写到：“九月初，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谭平山，结伴赴莫斯科开会，他们乘火车途径上海，这时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人正在上海开中央会议，他们利用会议休息时间为谭平山和邵力子设宴饯行。”这就是说，周恩来是九月初去上海开中央会议的。
       然而，当时中央开什么会议？周恩来当时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为何去开会？这要从当年八月说起。1926年8月上旬，设立于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组织了一个由瞿秋白任翻译的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三二O事件’前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对当时实际情况作分析和结论”。“在广州，远东局考察团与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苏兆征、黄平以及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政治形势，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关系。”“9月上旬，远东局考察团结束在广东的调查回到上海。”（见张秋实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第142、143页）接着，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召开了联席会议，听取考察团的考察汇报。会后，瞿秋白撰写了很长的《秋白由粤归来报告》。
       周恩来出席了这次汇报会议。因为他是发生于广州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山舰事件”、共产党人被迫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的全面准备工作等的亲身经历者，他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对“中山舰事件”问题、对蒋介石向右转变问题、对北伐问题等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与苏联顾问及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均有不同之处。例如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俄的“中山舰事件”前后看法和处理，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认为蒋是左派，应对其妥协退让。陈独秀及中共中央认为蒋有政治野心，主张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而周恩来以他对蒋的在黄埔军校、两次东征和评定杨刘叛乱的长期密切接触和观察中，早已洞察了蒋介石的反共独裁野心了，因此他在1926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前夕，从汕头回到广州就主张给蒋回击，把共产党员从蒋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1926年3月17日他从东江地区返回广州后发现了蒋同右派往来密切、神色不对，提出要对蒋严加防范；“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更是主张对蒋予以揭露、打击。因此，考察团自粤返沪也邀周恩来同去参与回报，以对一些具体情况加以补充、说明。
       以上就是周恩来九月份去上海的大体时间、原因和任务。

朗空

然而，周恩来十月份何时、为何去上海呢？《百年潮》2008年第12期刊载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陈独秀和周恩来》一文中说：“1926年夏秋之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杨树浦某处举办秘密学习班，训练起义人员。”“主讲人是周恩来。在学习班，我见到了周恩来。每次他都是从广东匆匆来授课，又返回广州，再折回上海。”“1926年10月，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武装起义”，“周恩来、徐梅坤（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又把我第一个从学习班调出，派到杭州参加地下党活动，任务是协助夏超（时为浙江省长）起义。”文章作者是陆立之。这个学习班究竟是何时举办的呢？由王宗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纲要（1924——1927）》一书中指出：“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9月6日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随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共同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上海区委“发动市民自治运动的同时即着手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各分区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秘密地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到10月，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人”。这就是说，9月中下旬，上海区委就开办了武装起义人员训练班，直至10月份周恩来都一直匆匆往返于穗沪之间，为训练班授课。
        10月份，周恩来最后一次去上海，大概是10月25日以后，而且不是去授课。由力平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1926年10月2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北伐前线各军的军事情况”是致信，他本人去上海了吗？去了！原因之一，北伐进程非常迅速：西路，10月10日攻克了武昌；同时中路，在江西的北伐军也节节胜利；东路，在福建北伐军也取得了很大战果。北伐的胜利大大出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预料，他们急于了解全面战况以决定相应的应对办法，只有找随时全面掌握北伐情况的周恩来当面汇报，才能实现。原因之二，由李新芝主编的《周恩来珍闻》的第75页有“1926年初冬，周恩来离沪赴穗。向养病的瞿秋白告别。他脱下自己的皮袍披到瞿秋白身上”。上海的初冬是11月份，就是说周恩来确实此时在上海。
        当然，周恩来这次来沪，不光是向中央报告北伐军情，还有一项任，务策动海军参加第二次工人起义。据新浪博客上的郑则善的文章《郭寿生与“新海军运动”》称，1926年11月周恩来抵上海，“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他对海军中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听郭寿生的汇报。”郭寿生，共产党员，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生，“新海军社”的创立者和负责人，时任驻沪“建威”炮舰的候补员。
        从上述可以确定：周恩来1926年9月初，去上海参加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联席召开的赴粤考察汇报会并起咨询作用；9月中下旬和10月份数去上海，先是为第一次武装起义人员培训班授课，最后是10月末至11月初在上海，任务是报告北伐军情和为第二次起义策反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