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远方释疑

朗空

按：本人近期完成了记述周恩来同志自1924年9月至1949年9月的革命经历的传记文学初稿，现正在校对、修改中。为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自即日起，将在本论坛上连载本初稿第三章的第三节《远方释疑》。敬请论坛各位朋友指正。本节记述周恩来同志于1930年春夏赴莫斯科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的严重分歧等问题的过程。“远方”是当时中共高层对莫斯科的代称，也为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代称。远东局是1929年春，由共产国际派来的雷利斯基（波兰人）和埃斯勒（德国人）两人组成的。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指导中国革命，常常颐指气使、目中无人，故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一直没有搞好。到了12月初，因远东局在没有与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指摘中共中央在富农问、广西军运、赤色工会三个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使双方矛盾再度激化。故政治局决定委派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东方军代表一起去莫斯科，请共产国际解决双方的分歧；同时，也请共产国际解决中共经费紧缺、在苏中共人员回国工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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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恩来终于在1930年4月上旬到达法国马赛港。他下船登岸举目四望，这里的景色与他六年前离开时没有差别，与他十年前第一次来法时也无甚不同。令他感慨的是，上次来法时正赶上欧战后的经济危机，而这次来法又赶上去年开始的欧洲更大的经济危机。看来，资本主义是和经济危机结下了不解之缘了。让他欣慰的是，上次来时还不知救国之途在何处，这次来时中国的土地革命已经在许多省份蓬勃开展了。
        恩来出码头就登上北去的火车，三个多小时后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里昂。他要去里昂中法大学看望一位老朋友张若名。
        张若名和邓颖超、郭隆真等，1919年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参加天津的“五四”运动，参与天津学联和觉悟社的活动。她与恩来、郭隆真作为学生情愿代表被捕，且坐牢半年。次年，他们三人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张、郭成为由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创办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青团）的第一批成员，后来又转为中共旅欧支部党员。
        在革命工作中的密切接触，让恩来与张若名在1922年的下半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心照不宣而又没有言明的朦胧初恋。但是，甜蜜的初恋未及半年，因张若名在革命活动中经不起法国警察跟踪的打击和组织内的委屈，退出党团组织而专心读书，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恩来在极力劝导无效后，两人的初恋也无言地结束了。1924年夏，恩来回国后投入到紧张艰险的国内革命之中，根本无暇思及过去的恋情。然而去年初，与郭隆真的意外相见，却让他心里难以平静。
        郭隆真1924年秋，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5月回国，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工作；1927年春，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她为了销毁文件和掩护同志撤退，未来得及撤退而被捕坐牢；1928年底经组织营救而获释，但却与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初，她只身南下，在上海街上意外地遇到邓颖超。邓颖超将她带到家中，三位老友相见，畅叙别后一切，非常高兴。郭隆真在上海略事休息，就由中央派往满洲省委领导职工运动。但是，郭隆真讲述的张若名的情况，让恩来难以忘怀：恩来离法回国后，若名对他的爱恋一直没有停止，在里昂中法大学上学的杨堃对她的热烈追求，也难以改变。这让恩来内心颇为内疚，故这次赴苏途中，他要去看望昔日的老友，并对她加以劝慰。
        恩来旅欧期间，常去里昂开展和检查工作，且在中法大学住了两三个月，故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里昂下车后，把行李放到中法大学附近的协和饭店，就去找张若名。
        当张若名在服务生带领下，从二楼宿舍来到宿舍楼前的草坪，看见头戴“法国盔帽”、身穿白色西服的周恩来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听到恩来喊她的名字，还怀疑道：“翔宇，真的是你吗？”
        恩来立即与她热情握手：“砚庄，真的是我。”她顿时泪眼迷离地喃喃道：“哦，真的是翔宇！”她不知道怎样跟着恩来走进大学附近的咖啡馆，不知道怎样坐了下来。
        “砚庄，近来好吗？”恩来热情大方地看着若名、仍像过去那样喊着她的字，关心的问道。
        “嗯，好！你呢？”若名一直深情热烈地看着恩来，心不在焉地答道。
        “我啊，总的来说还好，可说起来也算话长。”恩来笑了一下，接着把他在广州、上海、武汉、南昌、上海的大体经历生动地简述一遍，又把赵世炎、陈延年、孙炳文、傅烈等旅欧时的同志，以及他们在觉悟社时非常崇敬的李大钊同志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事迹介绍了一些。若名像听传奇故事一样不无紧张地听着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
        “目前在国内干革命还是相当危险的，每个革命者都有随时被捕、牺牲的可能。这是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也时常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革命、为严守党的机密而献身！”恩来在简述经历后说道。
        “哦，翔宇，你可要多多注意安全噢。”若名关心而又急切地说道。
        “会的。砚庄，我会注意自我保护的。”恩来转而嘱咐道，“砚庄，你虽然退党了，希望你也注意保守党的秘密。”
        “会的，我会终身严守革命的机密！”若名肯定地说。
        “启程时，小超让我转达她对砚庄姐的问好！”恩来郑重地说。张若名比邓颖超大两岁，而比周恩来小四岁。
        “小超，邓颖超！她好吗？还在办《妇女日报》吗？”若名像是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急切地问。
        恩来在简述了邓颖超的近况后坦然地说：“砚庄，我和小超1925年在广州结了婚，现在同她、还有她妈妈一同住在上海。”
        这突然而又似在意料之中的消息，像在若名的感情之火中浇了一盆冷水，她愣了一下，立即垂下眼帘，强作高兴地说：“哦，好，祝福你们！”
        细心的恩来看出了她的细微情感变化，就给每人又要了一杯热咖啡，点了牛角面包、可丽饼、酸黄瓜等小吃，仍然关心说：“砚庄，说说几年来的学习情况好吗？”
        “哎呀，跟你们从事的革命大业比起来，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若名不无自卑的说。
        “砚庄，不必这么说。我们现在进行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是为今后实行社会主义，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创造条件啊。到那时，就看你们这些在国外学工、学商、学文、学理的学子们回去大展拳脚、发挥才能了！所以，你们的学习对祖国的未来非常重要啊！”恩来充满前瞻的说。
        在好友的鼓励下，若名讲述了她住进附近一间教会女子中学公寓、潜心苦读三年，以《心理学》等三门合格成绩考入中法大学，并于1928年2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经历。
        “好，好！”恩来真诚鼓励道，“我早就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中国女博士的！能说说你的论文题目吗？”
        “论文题目叫《纪德的态度》。”若名接着对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及其作品、她的论文内容做了简要介绍。
        “呵呵，《窄门》，这篇小说的题目好有趣啊！”恩来在听了这篇讲述一段纯洁炽热、而又含着无边孤寂和无限辛酸滋味的爱情悲剧故事梗概后，风趣地说。
        “是啊，爱情就是一扇通往天堂的难以通过的窄门……”若名脱口说道，可她自感失言，立即尴尬地打住。
        “杨堃先生现在学业情况如何？”恩来发觉她的尴尬，有意转移话题。杨堃在恩来旅欧时也是一名共青团员，彼此熟悉。
        若名简要介绍道：杨堃1926年在里昂中法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后，改学文科，攻读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博士学位；1928年底，他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的初稿；目前他在巴黎大学等校进修、听课。
        “砚庄，听隆真姐说，杨堃对你一往情深、追求不舍，你们志同道合，以我之见，你和他一定能够牵手跨过那扇爱情的‘窄门’，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的！”恩来委婉而又真诚的劝道。
        “哎呀，翔宇，你都说到哪里去了？！”若名在昔日初恋情人面前微红着脸，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好。
        “砚庄，隆真姐、我和小超都真诚希望你能与杨堃先生结为秦晋之好啊！你啊好好考虑考虑吧！”恩来怕她尴尬又转移话题，“砚庄，我还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若名忙问。
“想请你给我的好友邓中夏同志代购一件赠妻的礼物。”恩来在简单介绍了邓中夏的情况后，又讲述了邓中夏托他代购赠妻礼物的过程。
        前年，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期间，中夏与恩来在一次闲谈时，说出了心事：“与小妹结婚一年多了，没给她一件结婚礼物，而且跟着我干革命又苦又险，有点过意不去，真想买一件礼物送给仍在国内的小妹。”
        “你那位朋友与小妹结婚？”砚庄惊奇地问道。
        “呵呵，别误会。”恩来笑道，“中夏的妻子叫李瑛，是与中夏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李启汉同志的胞妹，我们都随启汉喊她‘小妹’。中夏夫妇婚后，一直互相支持、恩爱有加，我当然支持他送礼物了。就鼓励道：‘好啊！你给小妹买件礼物吧。无论你送什么礼物她一定都会喜欢的！’于是，中夏就把他坐牢省下的五十多元生活费交给我代买礼物。”
        “坐牢省下的生活费？”若名又一次惊问道。
        “是的。为了革命，中夏离开了生活富裕的家庭，甘愿过着每月仅有十七元补贴的艰苦生活。他于前年2月，在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被港英殖民当局逮捕，后经组织营救，5月被释放。于是，省下了三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多元。”
        “翔宇，都一两年了，你怎么还没给好友代买礼物啊？”若名似有不解。
        “当年11月我带着中夏的五十多元和托付回到上海时，‘小妹’已经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学习去了，没有买成啊。所以，这次就拜托你了。”
        张若名听了邓中夏的故事，非常感动，接过已由银元兑换成法郎的支票，郑重地说：“翔宇，我一定会代你挑选一件你们都满意的礼物！”
        第二天下午，恩来和若名差不多同时如约来到那家咖啡馆。他看到她给代买的礼物是一块银质瑞士坤表，非常满意，并代表中夏夫妇向她表示深切的感谢。她也因能为自己深爱的人做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十分高兴。
        因为当天下午，恩来要乘火车去巴黎，然后转车去柏林，所以两人在咖啡馆只匆匆话别就分开了。为了安全，恩来推辞了若名送他到车站的要求。
        临别时，恩来大方地握着张若名的手说：“这次分手，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了。但是使命在身，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啊！”
        若名眼泪一下涌流出来，悲情似的要求道：“不！翔宇，我们一定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天！”
        “好！胜利到来的那一天，我们将会看到一对旅法的博士夫妇回国效力！”恩来满怀信心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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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恩来乘车到了德国柏林。这里也是他旅欧期间经常开展和检查工作的地方，而且还在此住了一年多时间。那时，巴黎是旅欧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现在，柏林是旅欧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恩来在旅德华人较多的康德大街的一家中等旅馆安顿后，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设在柏林东北区、菲得利西林公园边的一座公寓里的中共旅德支部。这里挂有两块德文匾牌：“国际通讯社”和“中国工农通讯社”。支部书记张崿接待了他。
        “伍豪同志，支部早就接到国内中央的指示，要求我们4月份在您去莫斯科路过柏林时，做好接待工作。您的住处安排了没有？您何时休息？”接上头，彼此认识后张崿说。
        “哦，你们辛苦了！我已找好旅馆，在火车上休息过了，现在不用休息。先想听听你对德国和欧洲时局的介绍，再了解了解你们支部的情况。你看如何？”恩来很平易地说。
        第一次接待中央领导的张崿，对恩来亲切平易的态度和忘我工作的精神非常钦佩。于是，他就对去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国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等情况作了整体的介绍；对支部工作和成员情况也做了概括的报告。他们支部对内称“中共旅德支部”，对外称“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这是共产国际允许的。他们除了自己活动外，也常参加德共的活动，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参加他们的集会。支部办了双月刊《赤光》，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支部共有十几个党员，其中大多数在柏林，其余在格廷根、汉堡等地。
        恩来又问了张崿的个人情况。张崿说，他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入党的，次年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去年支部改选时被选为支部书记的。听说他是四川南充人，恩来问：“张澜先生也是南充人，认识吗？”
        “那是家父。您认识？”张崿高兴地说。
        “哦。不认识令尊。不过早在1920年，令尊就在留法学生中非常闻名了。大家称赞令尊大力赞助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迹，称赞他晚清时主张立宪、领导保路运动，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献身教育事业等事迹。令尊是位爱国爱民的老先生啊！”恩来真诚称赞道。
        后来，恩来又了解了留德学生及国民党在德的情况，还详细了解了叶挺在德情况。一直谈到傍晚，恩来才回旅馆。张崿要留他晚餐，恩来以想看看离开6年的柏林街景为由婉拒。
        晚上，张崿带领成仿吾、谢唯进和章文晋一同去旅馆看望恩来。因在柏林不同党派活动受限制不大，而且支部委员成、谢原来都与恩来认识，所以他们在旅馆讲得很高兴。成仿吾1925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和兵器处代处长，与恩来是黄埔同事。谢唯进1919年起，先后在法、英留学，1923年离英赴德留学途经巴黎时，与恩来相识。章文晋年龄只有16岁，是共青团员，与张崿同住一室，经交谈了解，他是恩来的南开同学章以吴的儿子。这次看望，他们才知道，这位中央要人伍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会见中，恩来同他们研究了旅德支部的任务和工作、与德共的关系等问题。
        他们在看望时，还向恩来提出一个要求：旅德同志非常关心国内革命，请给支部的同志讲讲国内的革命形势。恩来一口答应。
        次日下午，中共旅德支部在其办公处，举行由在柏林的党员和少数团员共十多个人参加的小型报告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报告。恩来在报告中介绍了国内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状况、党组织发展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情况、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情况；精辟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清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任务和光明前景。恩来的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
        为了向在外地同志传达恩来的报告，张崿布置支部宣传委员成仿吾做详细的报告记录。他本人也做了扼要的记录。报告结束后，他们一看记录发现，这是一篇非常生动的文章，于是提议将它送到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的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要求：在文章结尾加上“号召工农群众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内容；题目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署名用化名“晨光”。
        报告的第二天，恩来在谢唯进的陪同下，来到了叶挺的住处，然后进行单独长谈。恩来从旅德支部同志那里了解到：前年秋叶挺来柏林后，他们就去拜访过他。但他当时很消沉，不愿多谈，不愿多与外界交往，似乎要脱离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因经济困难，曾实行素食主义，还在工人区开过小吃店，卖过油条、烧饼；去年去法、奥等国一段时间才回柏林，现在仍然很少与人往来。
        “恩来，你怎么来啦？”叶挺对恩来的突然来访非常意外。
        “希夷兄，来看你啊！近来好吗？”恩来充满情感地说。
        “恩来，不知道你今天来，屋子也没收拾，看这乱七八糟的样子。”叶挺歉意地说。
        “没关系。希夷兄，看来你是在做研究啊。研究什么呢？”恩来看到屋内的钵盂、药品之类问。
        “唉，谈不上研究，做做炸药爆破方面的试验而已。”叶挺似乎信心不足。
        “好啊，希夷兄！看来你重上战场之心未泯啊！”恩来夸赞道。
        “唉，说来惭愧！刚来德国时，哲学、历史、文学、军事等什么书籍都看，可书籍和各国的事情看多了，觉得自己可笑：自己是搞军事的，干嘛想干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啊？于是又集中看起军事书籍来了。现在啊，忽然想要补补军事化学方面的空缺，就鼓捣起炸药来啦。”叶挺对老朋友坦然地说。
        “好啊，希夷兄！”恩来又一次夸赞后继续说，“在中国，革命要成功，离开军事斗争是不行的。目前国内的土地革命也说明了这一点。”
        恩来接着介绍了国内红军发展、农村游击战争、苏维埃运动等情况，特别是朱德、贺龙、陈毅、周逸群、聂荣臻等在红军运动中的作为和功绩做了生动的介绍。叶挺听得津津有味，且频频点头。
        “希夷兄，现在国内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而走向新的高潮的时候，革命武装力量将会更大更快地发展，革命也需要更多的军事人才。希望你能早日回到国内，与昔日的战友一起，为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介绍结束后，恩来诚恳地说道。
        说道自己的未来，叶挺又心灰意冷。他对在国内和莫斯科受到的委屈一直难以释怀，说了许多丧失信心的话语。恩来又耐心地把他前年在香港纠正对领导广州起义同志的错误处理和六大对广州起义积极意义的评价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对革命道路难免曲折、个人在革命过程中难免犯错误和受委屈的道理也做了进一步说明。最后，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个人在革命中受了委屈，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吧！干革命可不能太自我啊！”
        恩来看到叶挺内心似有所动，就该换了话题，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的夫人李秀文和孩子们的情况。临别时，恩来关切地说：“希夷兄，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也为了自己，要注意身体！还素食主义吗？”
        “恩来，从今天起，不素食了！”叶挺终于在握别中露出了笑容。
        恩来按照张崿的请求，将成仿吾的报告记录稿审查了一遍，就乘上柏林至莫斯科的火车去苏联了。
        张崿和成仿吾共同将恩来的报告记录稿译成德文。张崿把文稿送到《红旗报》社后，德共中央非常重视，4月27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红旗报》的重要位置上，以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文章披露的革命业绩和阐述的崭新观点，立即在柏林、在德国引起了轰动，许多读者到报社探询该文的作者。《红旗报》社不得不在4月30日在报上发表专文公开答复。专文在高度评价恩来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后，以亲切、钦赞的笔调介绍道：“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
        恩来没有看到他在《红旗报》上的文章，更不知《红旗报》的答复专文，因为此时他已经到了莫斯科，开始紧张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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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日 请多指教

朗空

然而，恩来到莫斯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非常棘手：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意见分歧。
        4月底，恩来到达莫斯科。他下了火车，就直接去共产国际大楼的中共代表团处报到。偌大的办公室，仅瞿秋白一人在写东西。
        “你好，秋白同志！我向代表团报到。近来身体好吗？”进门后，恩来有力地握着秋白枯瘦的右手问。
        “恩来，可把你等来啦！”秋白握住恩来的手不放说，“身体嘛就那样，也没什么。可中大的事搞得我啊，真有点心力交瘁呀。”
        恩来从秋白几次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大体知道中大学生的派别争斗问题，没有多问，就安慰道：“秋白，你是太累了，再加上身体没恢复，以至精力受影响。工作上的事情不用太担心，大家共同想办法，总能解决的。”
        两人谈了一会别后情况，恩来说：“秋白，你是否安排个时间，让我向代表团同志报告国内的情况和此次来苏任务？”
        秋白答应后，恩来就去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报到。恩来同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副部长米夫、马基亚尔，工作人员维金斯基六大就已熟悉，见面寒暄后，就向部长提出：“库西宁同志，您看，我何时向国际执委会或东方部报告中国党两年来的工作以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情况呢？”
        “莫斯克文同志，报告工作可以放一放，你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立即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工作担当起来。”库西宁摊开两手说。莫斯克文是恩来的俄文名字。原来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半个月前就从陆路到达莫斯科，抢先向东方部做了报告了。
        恩来一惊，忙问：“库西宁同志，团长是瞿秋白同志啊，有变化吗？”
        “周同志，鉴于斯特拉霍夫同志在中国劳动大学派别斗争中的责任，他已不适宜担任团长之职了。”米夫板着面孔、趾高气扬地说。斯特拉霍夫是秋白的俄文名字。中国劳动大学就是中山大学。
        恩来没有理会年仅30岁的副部长，看着库西宁问：“哦。不过，国际执委会做出正式决议没有？”
        库西宁摇摇头，米夫却说：“处理的意见已经向他们宣布了。”
        恩来以征询的目光看看两人说：“既然这样，团长之职是不是还是由瞿秋白同志继续担任为好？当然，我可以协助他工作。再说，我还要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啊。”
        “好吧！莫斯克文同志，你先休息几天，并熟悉熟悉情况，然后我们再商谈工作。”库西宁大度地说，并给恩来在柳克斯旅馆安排了房间。
        恩来又回到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向秋白报告了东方部的意见。秋白平静地说：“恩来，你还是尽快接任代表团团长之职吧。”
        “秋白，国际正式决定之前，还是你继任为好，我们总不能不明不白地退出岗位吧。我一定配合你工作。”恩来肯定地说。
        当恩来问到米夫所说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大派别斗争的责任”时，秋白既无奈又愤懑地说：“什么责任？我只不过觉得中大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就站在调和的立场，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而已。这使得他们认为我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接着，秋白就把去年以来中大两派斗争情况及中共代表团和他本人调解处理情况做了大体客观的介绍。
        在谈到代表团工作情况时，秋白也很为难：张国焘去年夏天以后就只管在列宁学院读书，基本不参与代表团工作；蔡和森一直生病住院；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王若飞因托派嫌疑，无法参与工作；目前仅他和邓中夏、余飞三人管团内工作，而邓、余二人还要兼驻工会国际的工作。
        在谈到自己工作时，秋白在简要讲述所做的工作后，不无歉疚地说：“去年底接到中央7月关于命我三个月内完成组织起草七大党纲任务的来信后，又病倒了，再加上中大问题，现在又要修改马马耶夫关于《中国的游击运动》的报告，至今也无法完成。”
        恩来一直静静地听着秋白的讲述，并不插话。在秋白讲述完毕后，恩来才予以真诚的安慰和鼓励。恩来还向秋白简要介绍了六大以来中央即自己工作的情况。最后，二人商定两天后召开代表团会议，由恩来报告国内革命形势和他此来莫斯科的任务。
        听秋白讲述，让恩来感到代表团与东方部意见分歧的严重性，必须谨慎而尽快地处理好。为此，首先要查明相关情况。
        恩来利用代表团成员都住在柳克斯旅馆的方便条件，对代表团成员一一访谈。第一天晚上，恩来首先访问张国焘夫妇。张的妻子杨子烈已被中大派到工厂做工了，室内仅张国涛一人。张以在列宁学院学习有些情况不清为由，谈得比较笼统，有的还故意回避。第二个访问邓中夏夫妇，李瑛也被中大派去工厂做工了。中夏对恩来代购的赠妻礼物非常满意，一再代表李瑛表示感谢。在谈到中大派别斗争及代表团与东方部的分歧时，他详细介绍了自六大以来的所有有关情况后，情绪激动地说：“什么代表团与东方部的分歧！实质上是米夫及其支持者王明等二十八个所谓‘布尔什维克’，借故想要扳倒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的的阴谋！”接着，恩来又访问了余飞、陆定一（1928年11月起任共青团驻青年国际代表），去医院看望了住院治疗的蔡和森。恩来的访问多在晚上进行；而白天，除5月3日他向代表团成员报告了国内形势和来苏的三项任务外，就在办公室阅读相关文件或与秋白交流看法。两人还对马马耶夫提出的关于在中国首先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表示赞同，并决定将他的《中国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译成中文寄回国内。
        几天后，恩来又去东方部听介绍、看资料。库西宁，这位年近半百的芬兰人，对人和蔼、工作认真。为了让恩来尽快接过代表团团长工作，他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让恩来阅读了部内的相关文件。但他对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意见分歧的态度非常坚决。可以看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他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非常忠诚。米夫，这位青云直上的年轻联共党员，因研究中国问题而闻名、因反对托派而得势。他在介绍中大派别斗争及中共代表团与东方部分歧时，言辞激烈、态度僵硬。可以看出他是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且有不达推到瞿秋白等人的目标绝不罢休的架势。
        访问结束时，恩来礼貌地对东方部正、副两位部长说：“两天来与二位交谈和阅读文件受益匪浅，对我熟悉情况大有帮助。谢谢二位的帮助！明天我就要正式工作了，二位还有什么指教吗？”
        “哦，莫斯克文同志，你已经开始工作啦。你以后的工作，只要按照国际执委会的部署进行就可以了。”库西宁认真地说。
        “周同志，我看你最好明天开始就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全面开展工作。”米夫仍是板着面孔居高临下地说。
        “呵呵，库西宁同志，今天之前我是按照您的指示熟悉情况的呀！”恩来又面对二人以商讨的口气说，“按照二位的意见，我明天开始的工作是否从解决关于处理劳动大学派别问题的意见分歧做起，然后做出决议、再研究代表团团长职务呢？若是这样，明天我就去劳动大学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二位看看可行？”
        恩来谦逊而机智的态度，明晰而肯定的目标，以及在往日出色的工作，让两位部长不好否定。库西宁点头赞成，米夫也只要求“要及时同东方部保持联系，并协助东方部完成中大学生的分派工作”。这样，恩来来苏的任务又增加了两项：调解中共代表团与东方部的矛盾、处理留学生分派的难题。

朗空

恩来开始艰难而细致的中大派别斗争问题的调查了，秋白仍艰难地负责着代表团的工作。当然，恩来把自己当作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对秋白十分尊重，并随时报告工作的进展。
        恩来到中大，首先向支部局了解情况。这届支部局是去年10月改选的，书记和组织部、宣传部的部长都是米夫派的苏联人，副职是中国留学生：组织部副部长是王云程和朱阿根，宣传部副部长是夏曦和杨尚昆。四位副职都是以王明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成员。这个宗派成员多做翻译工作，靠近中大校长米夫和支部局，自称是“新知识分子”，自命理论水平高，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看不起来自国内革命第一线的学生。但他们人数很少只有二三十个，因此外面称他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米夫去年9月就不任中大校长了，但他作为东方部副部长却直接管理、控制着中大支部局和宗派小集团。
中大支部局的四位副职中，夏曦先后曾任湖南和浙江省委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出席了六大，杨尚昆曾在上海大学学习、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其余两人都是工人身份，都对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分尊重，因此对恩来在中大了解情况比较支持。总体上，恩来在支部局了解的情况与在东方部了解的情况大体相同，只是更具体、更直接一些，而且从一些细节上还能看出更真实的东西。
接着，恩来向中大的在校学生了解情况。由于清党已基本结束，人员分散，人心惶惶，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他还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分别从不同观点的学生中，尤其从从特别班的学员中，了解到了许多情况。
经过十几天的深入访问、调查，恩来终于搞清了两大问题：中大的清党情况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大派别斗争中的责任情况。
中大的清党问题与中大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中大的派别之争早已有之，只是到了1928年下半年更为明显和激烈。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9月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师生仍习惯称之为“中大”），同时招收了许多新生，基本都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干部和革命者，其中很多都是工人出身。他们对中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脱离中国实际有意见，对王明宗派及其控制的中大支部局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看法，并在彼此争论中渐渐加大了分歧，逐步加大了“二十八个”宗派小集团与广大学生的派别之争。
“二十八个”小集团利用“江浙同学会”打击对方的意图失败后，并不死心，又先后把不同意见的学生打成“教务派残余”、把团员学生打成“先锋派”、把工人学生打成“工人反对派”，并把他们诬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同时，小集团对支持广大学生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非常不满，散布瞿秋白等人的流言蜚语，最后竟要扳倒他们。于是，去年暑假前，小集团经过精心准备，支部局利用学年年度总结的机会，召开了“十天大会”，对“第二条路线同盟”和中共代表团发动攻击，但在最后一天表决时，在二三百人的党员大会上，支部局仅获得90票的支持。
1929年9月，中大与全苏联一样开展了“清党”运动。新学期一开始，联共（布）中央监委就派出由红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别尔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安加雷蒂斯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维经斯基三人组成的、以别尔津为主席的清党委员会进入中大，领导其清党运动。
清党开始，米夫及“二十八个”小集团感到是扳倒中共代表团的好时机，于是千方百计地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审查，找出可攻击之点，整理成瞿秋白和代表团的罪状材料，并决定在清党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讨论阶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余成员的攻击。
10月，清党委员会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代表出席的中大第一次清党大会。在别尔津就清党程序作了简短讲话后，“二十八个”小集团的骨干盛忠亮第一个跳上讲台发言。他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公开谴责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谴责他们在中大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本来大会发言只限5分钟，但别尔津却允许他讲了45分钟。盛忠亮的发言，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忿怒的反对，但却得到“二十八个”小集团和俄国人的鼓掌欢呼。随后别尔津又让数个小集团的成员继续对瞿秋白等公开攻击发言。大多数学生对这种攻击不满，其中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当场将联共预备党员的党证交给了联共区委成员。结果，当天瞿景白就被“格别乌”秘密逮捕、杀害。
当然，中共代表团成员并不参加中大的清党，中大的清党委员会也无权对代表团成员进行处理。而中共代表团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11月初，瞿秋白再次给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大的情行“是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共准备多数派的干部的任务”，“是应根本改造，并且要很快的改造”；接着还提出了改造的内容。上次，他是在4月份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中大问题及改造意见的。11月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组建了以列宁学院院长基萨诺娃（联共中央监委主席耶诺斯诺夫斯基的夫人）为首的中大情况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于12月16日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报告调查的结果。报告既指出中大存在的问题，又肯定支部局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各种倾向作了大量斗争。12月30日，瞿秋白又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写信，提出中大“学校里的状况真是令人难以忍受”，要求中大原领导公开承认“那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不足”。
米夫和中大支部局，对瞿秋白的批评和建议，不但仍然不予理睬而且怀恨在心，因而在中大清党的第二阶段采取了更大的报复措施。他们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先由各个党小组召开会议，对本组每一个党员进行检查揭发；如果认为有某人问题，就召开党员大会，让他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的立场，然后事先准备好发言稿的进行揭发，台下的二三百党员都可以提意见、揭发、追问，凡是反对过支部局官僚主义作风、反对过“二十八个”宗派活动的人，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最后，清党委员会根据揭发的问题，做出结论。
中大学生中的托派秘密组织的干事会成员赵彦卿，于1930年1月21日向支部局自首，并提供了中大及其他学校的60多名托派名单，一周后他在寝室自缢身亡。不久，托派干事会的另一名成员李平自首，供出包括骨干分子、活跃分子、同情者以及受托派思想影响人员的88人名单。2月8日和10日，格别乌按照赵、李提供的名单分批抓捕托派学生，其中第一批就逮捕了25人；五个月后，又对他们判以不同刑期的劳动改造。
托派组织破获后，清党委员会对那些反对支部局的学生又多加了托派分子、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几顶帽子。到1930年夏，清党结束时，中大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有几百名学生被送到工厂强制劳动，其中女生就有一百多名；七八十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大多数党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党内纪律处分；共青团员几乎全被开除团籍。
米夫及其控制的小集团，解决了学生问题，就把矛头对准瞿秋白等人。他们不仅继续攻击瞿秋白等人在中大培植“第二条路线联盟”，而且还在会议和墙报上公开捏造瞿秋白等人与中大托派分子来往密切、参加中大派别活动的罪行。
1930年3月18日，中共代表团应邀在中大清党大会上讲话时，“二十八个”小集团成员却纷纷插话，指摘代表团成员有自己的反共产国际路线的纲领、在学生中成立右派组织、这个组织过去和现在都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并同托派进行谈判等等。次日，瞿秋白即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国际东方部写信，要求东方部查明这些指摘。
4月初，瞿秋白和张国焘按通知，出席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负责人柏金斯基在办公室举行的秘密会议，听取安加雷蒂斯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报告认为，在中大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秘密小组织，而中共代表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指摘瞿秋白让托派领导人物刘仁静，经土耳其会见托洛茨基后回国从事托派活动，而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经由他的提议一一回国。与会的基萨诺娃和米夫在简短发言中，都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几天后，米夫又约请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四人，在他办公室开会。米夫傲慢地板起面孔宣读一份共产国际的秘密决议，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大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碍中大支部局正常工作进行的恶劣的分裂活动，从而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悔改；其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活动。
瞿秋白等代表团多数成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原则，坚持工作，继续与米夫等人的不正派活动作斗争；许多中大学生也纷纷向国际监委提出抗诉声明。然而，张国焘丧失原来立场，4月17日，暗中就中大清党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监委会写信，表示中共代表团3月19日给东方部的信函没有考虑他的立场。他在信中提出与瞿秋白等在对待富农、阿拉金（李剑如）和韦利霍夫（余笃三）小集团等四个问题上的分歧。张国焘的“反戈一击”，为他一年后被米夫派重用留下了政治资本。
查明情况后，恩来立即与秋白研究处理的办法。他们认为，首先要让代表团从中大的清党问题中解脱出来，其二要让中大的毕业学生尽量回国。

朗空

5月13日，恩来去东方部报告他十几天来所了解的关于中大派别问题的意见分歧，库西宁、米夫、马基亚尔、维经斯基等人听取了报告。恩来在总体上肯定了东方部、代表团和支部局对意见分歧的产生、发展，对中大清党过程的基本相同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和帮助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了东方部在执行国际路线和培养中国干部中的巨大作用，也充分肯定了中共代表团在执行国际路线和留学生培养中做出的巨大努力，还对瞿秋白六大以来的贡献作了具体说明；而对代表团与东方部在中大派别问题上的分歧，认为可能是出于误会。
但是，米夫对关于中共代表团尤其是瞿秋白的评价并不赞同。
“斯特拉霍夫在富农问题上，一贯反对国际路线！”米夫口气生硬地说。
“瞿秋白同志在富农问题上确实有过错误的看法，可他后来改正了啊。他在去年7月6日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的开头就指出‘个别领导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时一直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个别领导’就是指他自己。”恩来平静地解释道。接着，他又以该信的内容及秋白参与起草去年10月26日《国际致中共指示信》、中东路事件时亲自组建“红河赤卫队”等事实，说明瞿秋白一直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
在反对托派问题上，恩来以瞿秋白撰写的《反对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进攻》、《托洛茨基与国民党》、《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论文，肯定瞿秋白在反对托派问题上的功绩。
在关于瞿秋白对中大派别斗争中的责任问题上，恩来费了很多口舌。他委婉巧妙地说明秋白在根本立场上，是出于对所有留学人员的爱护、想弥缝缓和两派斗争，而对两派采取调和态度；出于对尽快培养出国内革命急需的布尔什维克化干部的考虑，而对中大支部局提出建议；但可能在对问题理解和方式方法上存在不足。至于批准中大托派学生回国，秋白是有疏于识别和警惕的责任；但在隐藏极深的托派秘密组织被揭破之前，难以发现只能说明托派更狡猾；接着，恩来以自己在国内反托派斗争的经历说明，托派在国内没有市场、一反就垮，而且托派分子回国可减轻联共（布）的反托负担。
经过恩来的耐心和机智的解释说明，库西宁、马基亚尔和维经斯基似乎都疑释气消；最后，米夫虽有不服，但也提不出更多的攻击之点了。
临行时，库西宁真诚地对恩来说：“莫斯克文同志，从明天起你就在国际中共代表团处上班吧，这对你出席相关会议、参与研究工作都方便。”
“好的，库西宁同志！国际或者东方部有什么事要我做，尽管吩咐！”恩来爽快说道，可又机智地话锋一转道，“既然这样，瞿秋白同志身体不好，昨天还在发烧，目前能不能让他以治病为主，代表团内日常事务我来处理，重大事项我同他商量好、再向东方部报告后处理，各位看看可行？”
四人都点头认可，当然各人认可的原因有别。
第二天，恩来在代表团办公室向秋白报告了去东方部谈话的情况，并让秋白尽快去医院看病。秋白非常理解恩来的良苦用心，赞成他的意见，就把代表团内的事务及处理办法对恩来进行了介绍。两人又商量好联名给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写信，催促共产国际对当前问题的处理。信函的内容是：
“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同志向国际监委会提出声明，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
屈维它（斯特拉霍夫）                   苏（莫斯克文）”
5月15日，恩来将信函送往国际书记处。当日，米夫见到这封信函，立即在其上批注：“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家雷蒂斯同志组成。”
恩来在代表团处理的第一件事务是接待中大支部局的来访：支部局的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代表支部局请恩来去给中大学生做国内革命形势的讲演。这正是恩来准备要做的，当然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与他交谈起来。原来他是四川杨闇公烈士的四弟，是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他的妻子李伯钊在中大“清党”中被开除团籍、派到工厂劳动。从谈话中，恩来又了解了中大更多的现状和学生的一些情况。
第二天上午，恩来即去中大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国内形势演讲。由于恩来全面掌握国内总体形势，熟悉各地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国前做了准备，又能从大处高处着眼，报告让这些关心国内革命的身在异国的学子们，听得入迷解渴又激情澎湃。当恩来最后说道：“国内革命急盼同志们回国，为把土地革命推向高潮做出贡献”时，全场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中午，恩来在中大食堂与学生一同午餐交谈；饭后，看望了特别班的吴玉章、林祖涵、徐特立、何叔衡、江浩、叶剑英、方维夏、李文宜等同志。
恩来在代表团处理的第二件事务是解决中大毕业的分派问题。
在中大做了形势演讲后，恩来主动来到东方部报告他演讲及与学生交流的情况。然后询问米夫：“米夫同志，您说让我协助完成中大学生的分派工作，我从那些方面协助呢？”
“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做出决定，今年下半年将关闭劳动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学习，毕业的学生要全部分派出去。”米夫笼统地说。
“分派方案决定了吗？”恩来问。
“对那些托派分子不予分派，其余的还没来得及考虑。”米夫不耐烦地说。
“这样吧，我把目前中国国内革命急需的干部情况、一些中大毕业生过去在国内革命中的经历情况，介绍介绍，供东方部制定分派方案时参考。你们以为如何？”恩来谦虚地说。
“好。”库西宁和米夫同时点头。他们对两年前，恩来沉着有序地很快解决好当时棘手的中大毕业生分派问题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恩来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苏维埃建设、学生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党团组织、红军发展等方面介绍了中国革命对干部及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他又如数家珍地对中大毕业生以往在国内革命斗争中的经历、成绩，甚至所长所短，都一一介绍。
这让两位主管中国留学生的东方部官员惊奇而又生疑：“你怎么对他们的情况掌握得那么清楚？！”
“他们都是经过地方党部推荐、中央组织部挑选而赴莫斯科学习的呀，我们当然十分了解他们情况啦。”恩来非常坦然地答道。
“莫斯克文同志，请你把特别班中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学员，再介绍一下。”库西宁要求道。
恩来就把特别班中可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学员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
“好！联共（布）中央正让东方部从中大寻找几个人，去海参崴的‘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呢，这可找到了！”库西宁高兴地说。
恩来知道，“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是去年底，苏共远东党组织，为培养做俘虏工作的干部而专门创办的。这些俘虏有一万多名，是在中东路战争中被苏军俘获的东北军官兵。
“我觉得，吴玉章、林祖涵、徐特立、江浩等同志都可胜任那里的教学工作。”恩来肯定地说。
“周同志，你也提供一些中大学生分派的意见好吗？”米夫拿腔拿调地说。那些被冤枉的中大学生的声明和申诉，搞得米夫心烦意乱，他希望尽快让他们离开莫斯科。
“好的。我会尽快考虑个意见，供东方部参考。”恩来很有把握地说。
两天后，恩来拿出了中大毕业生分派的四条建议：（一）中大毕业生回国后，除中央工作需要者外，均回原推荐地方党部进行革命工作；（二）犯有一般派别错误的学生，应在回国后的革命岗位接受考验、在革命斗争中改正错误；（三）目前在工厂劳动的女学生，都应服从东方部改到医院服务的安排，并尽力学会护理技术，以适应回国后担任护理红军伤员的工作；（四）凡确认为托派分子的，均按联共（布）的规定处理。
对恩来的建议，库西宁没说什么，而米夫对第二、三条却不赞成。恩来又费了很多口舌，米夫勉强同意第三条，而对第二条仍固执己见。恩来考虑到第二天即6月6日还要参加关于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大派别问题的会议，就没再多说了。

朗空

次日的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的。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焘，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米夫、格克尔特、基萨诺娃等8人出席了会议，主要听取安加雷蒂斯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指控的通报。会议发言时，米夫发言比较激烈，大有非扳倒瞿秋白不可的架势；而共产国际其他人的发言几乎一致谴责中共代表团力图把学生聚集在自己周围的做法；恩来的发言基本与上月13日在东方部的报告相同，只是更为客观具体一些。而瞿秋白和张国焘都一言不发。
会议决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行为方式，建议中共中央更换代表团成员。”
恩来问道：“这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吗？”
这一问，让共产国际的与会成员觉得这种会议发言性的决定，缺乏正式文件决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等人组成的论证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
这次会议让恩来明白了瞿秋白等被强烈攻击的原因，也预计到他们被处理的最后结果。所以，他确定自己努力的目标是力争让瞿秋白等人能清白、体面地回国。在恩来集中精力为中大毕业分派做各种准备工作时，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6月14日，恩来收到了中央12日发来的要求转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急电。急电说：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政治局6月11日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定“中央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在全国实行总暴动总夺权的计划。
恩来立即持急电去柳克斯旅馆12号，与在住所养病的瞿秋白商量此事。
“这是李立三的主意吧?我看他简直是发疯了！”看完急电后秋白说。
“一定是立三的主意。早在2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出‘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只是会议没有同意他的提议。看来是军阀混战的形势，使他热昏了头。”恩来同意秋白的判断，实际上是恩来的主张和行动阻止了那次立三的冒险主张。
两人研究后决定，次日一同去国际秘书处转交急电，并陈述代表团的意见。
15日，恩来与秋白一同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将中央急电交给了该处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
“远东局也发来了关于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的通报电文。”曼努伊尔斯基看过急电后说，“中共代表团对这个决议是什么意见？”
“我和秋白同志研究认为，这个决议带有严重的冒险倾向，不宜执行。”恩来说后又简要陈述了理由。
“斯特拉霍夫同志，是这样吗？”曼氏看着秋白问。
“是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6月11日决议必须停止执行。”秋白肯定地说。
“哦，远东局和雷利斯基同志也是这样看法。”曼氏思考了一下说，“莫斯克文同志，明天上午政治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你在会上详细说明一下你们的理由，好吗？”
“好的，我和秋白同志一定准时出席。”恩来道。
16日上午9时，恩来和秋白准时到达共产国际秘书处，出席会议。共产国际的四位核心人物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格克尔特，东方部的米夫、马基亚尔、维经斯基，远东局的雷利斯基，一起与会听取恩来的陈述报告。恩来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蒋桂冯阎四大军阀及东北军、川军、湘军等地方军阀的异同和争斗，中国城市农村的经济政治情况，讲到“七一五”政变以来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武装斗争、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过程及现状，最后详尽分析了目前中国正形成革命高潮、但未达到直接的全国革命形势的原因。一共讲了三天时间。恩来的生动、详实讲述和具体、巧妙答询，加上秋白的准确、娴熟翻译，让与会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
恩来的报告，不仅让共产国际会后研究决定立即致电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案，而且基本平息了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等人的怒气，促进了矛盾的解决。
6月28日上午，米夫召集论证委员会开会，宣读他的论证建议。这个建议与原来的通报几乎没有差别，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表示同意，恩来除了重申过去的意见外，还强调了“在考虑中共代表团的责任的同时，也应考虑代表团自中共六大以来所做的工作和成绩”。
当天下午，国际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听取米夫的论证和瞿秋白等人辞去代表团职务要求回国的声明。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6月6日的决议草案，并责成库西宁定稿。
几天后，形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中共代表团提出四项指摘：（1）“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集聚在自己周围”，“实际上支持中大的派别活动”；（2）“中共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领导了阿拉金（李剑如）—韦利霍夫（余笃三）小集团的活动”；（3）“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4）代表团的活动“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群众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作必要的更新，新的代表团组成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
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协商”的结果是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但也答应恩来提出的瞿秋白参与纠正中央6月11日的决议案、三人都回国革命的要求。

朗空

7月份开始，恩来即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开展活动。
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和全力配合的承诺，取得了米夫对中大毕业生分派四条建议的认可；又根据恩来的建议成立了由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和中大支部局组成了分派工作小组。
7月3日上午，中大召开全体毕业生大会，被派到工厂劳动的学生也基本被召回与会。大会由支部局主持，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派员参加，主要听取周恩来的毕业分派动员报告。恩来从国内革命各项工作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广大学员向往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讲到毕业生分派绝大多数回国工作的总原则和对毕业生服从分配的要求。对在工厂劳动的毕业生，他还提了特别要求，希望他们在工厂一方面要耐心等待，另一方面更应在劳动期间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技术、学习革命精神。当他讲到“在工厂劳动的100多位女同学，将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的安排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此后，中大毕业生分派工作，有条不紊而循序进行着。恩来在参与研究、签署意见外，还不断接待来访和做学生分派的说服教育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已放在其他重要工作上了。
7月5日，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并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此时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加入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个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恩来的报告不仅让与会的一千二三百名联共代表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而热烈鼓掌，而且加快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应恩来的要求，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闭幕的当天下午，恩来就与秋白一同向共产国际秘书处报告中共中央6月25日给恩来的来信。此信事关中国革命大局，几天前收到后，恩来即与秋白等人商量并立即报告国际秘书处，只是时值联共大会，没有开会研究。
共产国际的四位核心人物、东方部成员和远东局的雷利斯基出席了会议。先由秋白翻译了中央来信的主要内容，然后讨论。
“莫斯克文同志，来信说‘请你向国际力争’，你要力争什么？”主持会议的曼努伊尔斯基听完翻译后问道。
“同志们，我和瞿秋白同志是来报告中央来信，进行讨论、听取国际意见的。”恩来谦虚地说，“中央来信讲三个问题，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即中国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来信认为国内目前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蕴藏着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因此，‘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是坚决不同意的’。来信要我力争的就是这个总路线，可我并不力争。”
恩来最后一句说得与会者都轻轻地笑了。
恩来在简要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和红军及根据地发展情况后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所以，我希望国际做出决议，以阻止中央政治局对6月11日决议的执行，并要求中央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关门主义。这就是我想力争的！”恩来结束了发言。这又激起了轻轻的笑声。
秋白在发言中也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革命的形势，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在苏维埃区域解决土地问题。
其余与会人员也纷纷发言，一致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定及来信确立的是“左”倾冒险路线，必须停止执行，也基本赞成恩来和秋白对中国党的目前任务的确定。会议决定：由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共同为共产国际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交秘书处政治委员会审定。
“莫斯克文同志，来信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曼努伊尔斯基讨论完第一个问题后问道。
“第二个问题是说，国内革命急需干部，要求秋白、中夏、余飞、黄平、刘伯承及在远东的其他同志若在工作中没犯严重错误，就应尽快回国；更要求我‘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不过，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恩来说，“秋白、中夏等同志回国问题经过代表团与东方部协商已经解决；黄平和刘伯承目前在远东‘红河赤卫队’任政委和司令，其任务结束后即可回国；我嘛，只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就能即刻动身，能否尽快回去就全赖在坐各位的支持了。”恩来话音一落又是轻轻笑声。
“莫斯克文同志，我们一定支持你的工作！”库西宁安慰道。
“好，第二个问题不用讨论了，第三个问题呢？”曼努伊尔斯基问。
“第三个问题是，请求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党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恩来说，“来信说，中央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最近三个月未能从任何地方搞到钱，上至中央下至省委的各机关都遇到很大困难，大部分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请求国际尽快把经费汇去。”
“经费拨款由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统管，就让他与你们商量吧。嗯，雷利斯基同志也留下一起研究，而其余同志就不参加了。你们认为如何？”曼努伊尔斯基见雷利斯基要发言，立即说道。
皮亚特尼茨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联共（布）预算委员会委员，主管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和财政拨款。其余的与会者当然同意主持人的意见，都离开会场，仅留下四人与会。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在离国前中央就要求我向国际报告党的严重财政状况了，只是此前看您太忙就没打扰了。现在我把今年以来中国党的财政情况向您详细报告一下。”恩来说道。
恩来以十分诚恳的态度报告了1月份以来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对中共拨款不及时、不到位、三天一次小额拨款无法分配、金价上扬造成的实际拨款减少以及由此造成对革命影响的具体情况，又指出国际原来指望苏区的帮助是不能实现的具体原因。
瞿秋白和雷利斯基也提出解决中共财政困难的要求。
其实，皮亚特尼茨基对中共的财政困难早已知晓。因为他此前多次收到中共中央的请求拨款的信函，而最近是3月20日和5月18日又分别收到雷利斯基和中共中央呼吁解决中共资金困难的来信。
皮亚特尼茨基爽快地说：“中共的困难我们知道。今年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而且从4月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
“谢谢您的支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不过，若是直接把款项汇给中共中央，将会避免驻沪代表转交的减耗。”恩来婉转的要求道。
“好的，莫斯克文同志！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你们中央。我向您保证，在您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我是当着雷利斯基同志的面说这话的哦！”皮亚特尼茨基慨然答道。
恩来见皮氏如此慷慨有些吃惊，雷利斯基见状就从旁劝止道：“既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了，钱一定会汇来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如愿解决，四人高兴地握手而别。

朗空

当然，来信还有一个问题恩来没有提起：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解除罗伯特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因为现在还不是提出此问题的时候。恩来所紧急要做的事情是：极力防止国内新的冒险主义行动的发生！所以，恩来和秋白就连续两天去东方部，与库西宁、米夫等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库西宁可能认为对秋白等人的处理过重了，对起草工作非常配合；米夫也许因为排斥秋白等人、中大毕业生完成分派愿望的实现和恩来宽宏大量气度的感召，在起草时也没有再做刁难。因此，由米夫和秋白共同执笔，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的撰写。
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和6月25日的来信。
会议首先听取恩来作《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是在三天前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扩充形成的，增加了许多具体数据、生动事例和逻辑论证，因而更具说服力；报告更让听者感到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全国革命新高潮正在形成之中，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尚未到来，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扩大苏维埃区域。
会议第二项是听取米夫宣读《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进行讨论。讨论时，发言者对草案都基本认可，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或增添的意见。
最后，主持人曼努伊尔茨基作了总结，并宣布：“这份决议案由米夫修改后，报经联共（布）中央审议，最后仍由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公布。”
7月21日，恩来接到东方部通知，要他和秋白于当日下午4时前，去克里姆林宫等待斯大林的会见。恩来估计会见可能与《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有关。他估计得没错。原来，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会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经米夫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草案。经审议，要求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内对决议案再加修改，今天恰好是最后一天。
下午4点30分，恩来、秋白和米夫被召进斯大林办公室。在恩来、秋白问候寒暄后，斯大林亲切地招呼三人坐下。
米夫正要报告修改后的决议案，斯大林却说：“哦，米夫同志请等一等。我想先听一听莫斯克文同志讲讲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情况。”
恩来就翔实而生动地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当恩来分别介绍湘鄂赣边界及赣西南、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闽粤赣和广西六大区域红军发展过程及现状时，听得特别仔细，并不时询问着。
听完汇报，斯大林满意地说：“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同志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中取得了不小成绩，而在军事斗争中的成绩尤为突出！我建议中国同志，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鼓励！我们在今后的革命中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把红军问题放在革命的第一位！”恩来尊敬地说后话音一转，“可我们现在发展红军遇到了一个很大了困难。”
“噢，说说看。”斯大林声调低沉的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发展红军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恩来接着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国际对中共拨款情况和经费困难给革命尤其是红军发展带来的影响。
“莫斯克文同志，今后你们将会收到按黄金比价拨给的经费！”斯大林肯定地说，“嗯，还有问题吗？”
“谢谢您，斯大林同志！没有问题了。”恩来与秋白同时谢道。
“哦，米夫同志该你的决议案了。”斯大林命令似的说。
米夫把修改后的决议案作了汇报，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还附了东方部的6个决议。请您审查。”米夫说后就递上关于中共的组织任务、职工运动、农民问题、苏维埃问题等6个决议。
“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斯大林很体谅地说道。
下午6点，斯大林结束会见，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
两天后，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通过了七月决议即《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强大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还强调中国党要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会议还决定委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中共中央6月11日的错误决议。
7月25日，曼努伊尔斯基应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问题。恩来和雷利斯基分别报告了各自的意见，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的经历，使彼此关系融洽，言辞不是那样尖锐，观点虽然对立，讨论时也都心平气和。然而，讨论中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和7月16日中共中央的再次来信，却让问题复杂起来。
其中16日的来信说，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还“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帮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许多人根据新收到的中央两个文件的冒险倾向，认为双方产生分歧的责任全在中共方面。恩来在第二次发言时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分歧应分两个阶段，在今年2月17日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中共中央以往工作的评价问题；而2月17日以后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中国形势判断和党的任务的确定问题。而在第一阶段中国党基本是执行了国际路线的，因此对双方的分歧也应分别解决。
经一再讨论，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斯大林认可的七月决议不再修改，仍然执行，但共产国际应在适当时候，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针对上述两个中共文件的指示信；（2）政治委员会根据会议讨论对双方分歧分别做出2月17日前后两个不同的决议；（3）根据中共中央一再要求撤销埃斯勒远东局职务的要求，决定改组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盖利斯，其中盖利斯兼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
7月29日，共产国际通过了两个决议，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以来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认为，远东局的政治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和个别文件中有一些错误的提法，双方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共不能正确地对待远东局的必要批评的结果。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尽快恢复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并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远东局的工作。
第二个决议认为，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6月11日决议的主要缺点是完全不提对苏维埃运动和召开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评价及这一运动给党提出的任务，并无视远东局要求而发表，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号召中共中央今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并批评远东局的同志没有注意中共中央工作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等错误。
7月30日，共产国际电复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
至此，恩来赴莫斯科的解决两大矛盾、两大难题和要回干部的五项任务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