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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济生

    周恩来的历史地位问题,是周恩来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它经历了盲目、重视、探索的几个大致过程。最终确定怎样的历史地位?要本着哪些原则?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于他的历史地位完全处于盲目的状态。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他很重要,都打心眼里喜欢他,敬重他。但他对国家和民族以及世界贡献多大,对历史将有何种影响,没有人去深思。我想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强大的个人崇拜“光环”笼罩之下,任何人的作用也凸现不出来。在20年“左”的错误指导下,各种宣传统一口径、千篇一律地歌颂毛泽东个人,别人只是做了点工作而已。


     第二,党建理论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光辉论断,把领袖变成了一个人,从延安“七大”开始,经常宣传沿着毛泽东的方向革命就胜利,反之,违背毛泽东的方向,革命就失败,并说这是一个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第三,毛泽东先后有两大副手,政治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林彪,当官本位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没有人去想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刘少奇的副手地位是在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情况下历史形成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好多情况下毛刘两张照片并列刊登在报纸上。林彪的历史地位是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情况下形成的。尽管被束缚住思想的人们也曾拥护过林彪,但历史毕竟很短暂。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刘的历史功绩、思想贡献、国际影响确实不分上下。毛刘周朱四大领袖之说很公允,突出刘、周、朱任何一个都有些困难。刘少奇稍有突出,是当时政治使然。


     第四,周恩来的个人谦虚。龙飞虎写的《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出版后,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不让别人宣传他。他不准群众到他故居参观,让当地政府分给社员居住,他竟下令平掉祖坟。在南昌起义纪念馆也不让突出宣传他个人。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中,他主张上秋收起义而不上南昌起义,如此等等。他这种低调态度,使世人很难了解他的历史和品格。


     第五,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也没有客观评价历史的可能,评价的必要性也没提到日程上来。


     以上这些原因,在周恩来生前,他的历史地位只能是盲区。


     (二)从周恩来去世到“历史决议”的发表,是对周恩来历史地位认识的第二阶段。


     从周恩来去世到80年代初,从政府到民间,各种评价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给他的历史定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只能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所给予的最高评价了。但是这些评价在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们去世后也获得了。这样。周恩来独特的历史地位就没有显现出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怀念周总理高潮中一种提法充斥在国家机关及一些老同志的纪念文章中,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一提法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这一历史定位比起过去的所有提法,都提高了。这一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林彪一人有此殊荣,有此地位。这一评价显然有着历史局限性。首先,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其次,这是在个人崇拜的前提下的一种认定。衡量周恩来的标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其对毛泽东的态度而定出的结论。在个人崇拜没有从人们头脑中清除之前,得出这一评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当时还有一个提法,见诸许多报刊、书籍之中,“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提法主要侧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这一评价党内老一辈革命家中多人荣获,也显现不出周恩来独特的历史贡献。


     在民间,周恩来历史地位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之中。主要在诗歌中体现出来,有如下几层意思:


     周恩来是民族栋梁,身系天下安危:


     “一身存殁系安危,星陨中天地动悲。”


     “苍天与人间悲悼,哭我中华失栋梁。”


     还有的把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副手、宰相、“开国元勋第二任”这一角度来定位: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


     还有从周恩来德望这方面来写的万古一人:


     “至臻至美,亘古伟人。”


     “浩然一生民堪仪,堂堂中华独斯人。”


     “功高才高德更高,万古师表绝代豪。”


     给周恩来历史定位最高的是:


     “虽死犹生永不朽,英名当与马列齐。”


     这些诗句虽然来自民间,但其有明显的历史定位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后来史家提供某些启发。如究其历史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经历了一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后,八亿人民耳闻目睹,是周恩来总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使中华民族从危机中度过来了。人们认识了周恩来。


     第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周恩来功绩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比。光看“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这为评价周恩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毛泽东晚年错误,使之自我否定了个人崇拜。稍有正常理性的人,无不对十年是非得出一个客观看法。


     第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开展,在党史、党建、国际共运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人们了解了漫长党史中周恩来的功绩,了解认识了“领袖是一个集团”的观点,了解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中国的影响。对周恩来怎样认识,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值得提出的是,充分肯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这为后来认识其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工作主要是“历史决议”的功劳。“决议”指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历史决议这一段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周恩来历史地位,但把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贡献深刻地表述出来。


     类似历史决议,邓小平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齐问”也有过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特殊贡献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陈云的一句论述特别经典,他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句话,把周恩来放到惟一重要的历史位置之上,同时从后果,即对历史影响上阐明了周恩来极其巨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可以有几种后果,一是法西斯专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被害,一是国家和党出现大分裂,甚至爆发内战,血雨腥风,这两种后果都存在可能性,都是“不堪设想”的。但这两种局面都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联手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则都受到周恩来的不同程度的保护。除此之外,在周恩来精神感召之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四五运动,这又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伟人虽逝,其作用还是那么强大,令反革命集团们胆战心惊。


     (三)80年代至周恩来百年诞辰,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新的认识。


     80年代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好转和学术上的繁荣,周恩来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党史学界、文献部门提供了研究周恩来的第一手资料,众多理论工作者对周恩来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统战思想、党建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等进行了全方面探索和研究,一致认为他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特殊的贡献。在研究他历史功绩的时候,特别是建国后在外交、统战、知识分子、科学技术等方面建立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价值学角度,周恩来精神更是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样,周恩来历史地位彰显于世人面前了。


     在周恩来诞辰百年之际有好多关于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研究成果问世,突破了“好总理”、“亲密战友”这些视角,从更广阔更久远的时空来看周恩来。择其要者,大致有“五大桂冠”说,“历史伟人”说,“世纪伟人”说,“毛后邓前”说、“毛父周母”说等。


     “五大桂冠”说是李琦同志提出的。他用多元视角审视了周恩来,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这五大视角评价周恩来确实是其实恢宏、全面客观,周恩来对民族解放贡献怎样,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于新中国贡献怎样,于人民怎样,世界历史地位如何,五大方面,很全面。民族英雄:从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外交成就,领导原子弹等国防事业取得的成就,为港、澳、台回归所作的功绩而展开论述的。世界伟人:周恩来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不仅在当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


     “历史伟人”说。这一观点很流行,石仲泉同志作过系统论述,他在1996年提出过要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在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他在多家报刊、多次讨论会上提出论述了“历史伟人”这一观点。一般说来,历史伟人指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其功绩在当代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其思想精神在人类史上长久发挥作用,并且,“历史伟人”的作用会得到多民族的认可,甚至身受其惠。石仲泉同志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来论述的。他认为,周恩来的思想和业绩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密切的关联,和他们并列为历史伟人“当之无愧”。何为“立功”,石仲泉认为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半个世纪的领导成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长期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是具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奠基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为中国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立言”指周恩来所立之言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立德,是指周恩来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


     “世纪伟人”说。这种说法散见于多人评价之中。也有的说是“最杰出的伟人”。“世纪伟人”类似李琦五大桂冠说“世界伟人”。世纪伟人应当说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其影响超过所在国度,受到全世界人民关注的杰出政治人物。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列宁、甘地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完全可以与这些人并列。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一位罕见的伟人。既然是一个世纪性的人物,当然也是世界级的人物。台湾学者邓维贤先生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因个人石破天惊的成就,而成为20世纪杰出的伟人。”他认为周恩来从1935年以来虽然在毛泽东的光环下改变历史,显得艰难的多,但能持续地保持个人的影响力。邓先生睿智地指出周恩来晚年实现了中美和解,“开启了中国通往国际社会的大门,培养了中国人的国际观;人们逐渐享有他不断强调他‘自由表达’的权利。……在追求民主政治生活时,周恩来的人格、风格和理念,能提供不少启示。”日本事务局局员森川和代竟说过,周恩来这样人“在世界近代史上,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是绝无仅有的!”类似这一看法,日本富士银行前总裁岩佐凯实说:“在我所接触到的政治家中,包括日本的和世界的政治家在内,周恩来是最伟大的一个。”把周恩来列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伟人在日本还有好多人。原备忘录贸易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安田佳三说:“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可以列举出许多。……如果要举出最令人心醉的人物,而且只允许举出一个人的话,我会毫不踌躇地答道:那个人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朝日新闻社社长中江利忠作为一名记者,他说自己见过美、苏、法、德、中等国家元首,最后他得的结论是,“作为一国的领导人,或者作为撼动世界的大人物,与周恩来相比,尚无出其右者。”前日中友好军人会会长远藤三郎生前也有相似的看法,“周总理就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无论怎样挑剔地看,总理都是现代政治家中最杰出的人。”这几位日本友人的评论都用了绝对性的字眼来表示他们的看法。“一个人”,“无出其右”、“最杰出”,这些词他们是不会随便使用的。他们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加拿大杨诚先生说,周恩来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是“千古伟人”。


     “毛父周母”说。这种说法的首倡者很难说是谁,类似这种观点在国内有相当大的市场。认为毛泽东制定理论,周恩来去执行,谁也离不开谁。日本学者矢吹晋明确作了这样的譬喻:“如果称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那么周恩来就是建国之母。”除了理论与实践来区别二者之外,还有从性格和领导艺术上来论证毛周二人合作是无法离开的最佳搭档和伙伴关系。尼克松就是这样认为的,“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可能永远燃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它会烧到只剩下灰烬。”这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语言,没有毛泽东,革命就燃烧不起来,这是历史唯心论、个人英雄史观。但其本意很明白,毛泽东善于突破,周恩来善于协调。研究周恩来专家金冲及认为毛周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金冲及说:有一个感觉,就是毛泽东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恩来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是负责执行和落实。”接着金冲及又补充说,“这只是相对说的,不能把话说死。”认为毛泽东也注重落实,“周恩来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当然,金冲及又准确地指出,周恩来这种重“实行”是有意识的,是自己角色使然。金冲及的这一说法其实也是“毛父周母”说,或者说是“毛理论周实践”说,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


     “毛后邓前”说。明确而系统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力平同志。1998年2月力平同志于天津“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阐述了他的观点。笔者与众多学者热烈鼓掌,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力平同志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近80年间,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建国,贡献最大的应推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贡献最大的应推周恩来,维系了新中国。第三个时期是1977年后,贡献最大的应推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第二时期中,周恩来不但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统战、文化等很多方面奠定基础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而且在国家两次面临危机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维系了新中国。这两次灾难,一次是“大跃进”导致的灾难,周恩来沉稳解难,使国家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解脱出来;针对1957年以来的“左”的错误,他尽最大努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水平,以极大精力领导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等的研制和试验工作。他有一个对外开放的思想,出访了欧亚非许多国家,使中国从第一次危难中稳步发展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维系了国家经济运转,维护了军队不乱,保护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保护了大批干部,和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促使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力平同志在论到了以上事实之后概括道:“建国后的26年,是很不平静的26年,国家曾两度濒临危境,赖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挽救危局,才维系了国家,还使国家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功绩,应首推周恩来。”笔者认为,这是言之成理的精当的史家之论。台湾学者邓维贤认为,“毛周的成就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而邓最重要的成就,周则有‘助产’的功劳。”所以,邓先生把毛、周、邓列为20世纪的杰出伟人。他的观点也是“毛后邓前”说。


     除了以上这些说法之外,还有“大管家”、“道德完人”等评价,这些说法显然只侧重周恩来的某一个方面,这里就不打算一一论列。从某一领域看周恩来,也完全有它的必要性。


     (四)究竟怎样给周恩来以恰当的历史地位呢?


     我认为要先定位,再看其历史地位。定位是关键。定位把人物先作政治分析,和同时代人相比较。而历史地位则除了定位含义之外,还包括历史影响力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力。力平同志的观点就是给周恩来定位的。而世界伟人、历史伟人这些说法是谈“历史地位”的。定位是较难的,但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人们给周恩来定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着“毛理论周实践”这种定位也出现了。当周恩来全面研究展开之后,推动了定位的变化和发展,“亲密战友”说被抛弃了,“毛父周母”这类说法出来了。而力平同志的“毛后邓前”,三领导并列说最终作出了圆满的结论。我认为,三领袖并列说之所以站住脚,因为力平同志“三个时期”理论观点提得好。建国后27年总不是历史空白,冷静地分析这段中华民族难忘的历史,周恩来的历史作用就凸现出来。当他去世后,全民族那种真诚的悲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这27年历史中,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着自己独到贡献。但是有的犯了长期“左”的错误,有的过早逝去,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而惟有周恩来在历史的前台,大智大勇,忍辱负重,披肝沥胆地为民族为国家奋斗到最后一息!


     这样的定位可能遇到不同看法。如果我们坚信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结论,那么,就是同一时代,举毛仍然可以举周。正如当年人们把马恩并列在一起相提并论一样。


     还有人可能说,建国后27年周恩来不是一把手。如果那样,平民的甘地何以为世界伟人,何以成为印度现代化的开创人物,联合国何以为一个平民特例下半旗致哀,他又何以获得“圣雄”这一千古难得的称号。如果按一把手要求,邓小平在后20年也只是军委主席,这尚不及周恩来总理之职,这能说邓不是列毛之后的伟人吗?


     通过甘地我们知道,历史影响力不等于权力,权力也不等于历史影响力。周恩来当时没有最高决策权力,但他有着巨大形象影响力。在现代领导科学中,有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非权力性影响力包括品格因素,才能因素,知识因素,感情因素。而品格因素中的道德、品行、人格、作风。这都是在任何国家中直接影响人心向背的。不过我们今天不能不指出的是,因体制的原因,周恩来的才能是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他的才能因素是打了折扣的。他的知识结构合理,对封建意识克服的彻底,有一种全球观念、开放观念,对科学知识在当代地位和作用理解的最透彻。至于感情因素,正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杨诚所说:“他那永恒的人情味,曾温暖了无数与他交往的人的心,对维护共产党人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毛理论周实践”说也很有局限性,虽然这种说法极为流行。如果从1938年至1957年这20年左右时间说还有一定道理。因为1938年毛泽东取代张闻天总书记地位。1938年之前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仅担任了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圈。毛泽东辅助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在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毛泽东无法也不可能用理论去指挥别人。现在大量研究成果证明,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有眼光,有魄力,有民主风范的党内最高负责人,他的思想对实现从内战转变到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1935年之前,周恩来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三人团”就有他一个。而1927年至1935年毛泽东只是地方高级领导人。所以,起码陈独秀去职后,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领导,他经常向各根据地发指示,如“九月来信”,而不是相反,毛提出理论,在中央的周恩来去学习,去落实。


     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错误波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试想,周恩来如果把毛泽东这“左”的指导思想去落实,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犯“左”的错误的时候,他尚有好的正确的一面,而周恩来恰恰困难地维护毛泽东正确的一面,面临着林彪、康生、江青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的攻击。如果从1957年以后还说“毛理论周实践”,显然这个判断就显得不周全。


     至于中间这近20年,说“毛理论周实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要忘记,周恩来在这段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知识分子理论,外交理论是当时党内最高水准的。


     从以上三个阶段分析可见,“毛理论周实践”提法不是很全面、客观、周延的。


     周恩来百年过去了,去世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时间愈久,真理愈明。人们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认识也是如此。周恩来是应该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一起的历史伟人。
非常赞成刘济生同志的分析:“周恩来是应该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一起的历史伟人”!本人在曾详细研读了周恩来的生平事迹后,通过撰写记述周恩来成长过程的长篇传记文学《腾飞 周恩来成长之歌》(25年,已出版),及撰写周恩来革命经历(25年)的传记文学初稿后,确实感到,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贡献之高“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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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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