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花海棠-寒心 于 2016-3-17 15:40 编辑
[摘要]周恩来堪称南开最知名最杰出的一位校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一再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终其一生，周恩来对南开的深厚感情，绝对是无可争议的。
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马蹄湖的湖心岛上，屹立着一座1979年落成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镶嵌着南开校友周恩来的金色头像，头像旁还镌刻其手迹“我是爱南开的”。离此不远，还有一座1989年落成的周恩来巨型雕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同样刻有“我是爱南开的”六个金色大字。今天前往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参观的游人，抑或是行将毕业的南开学子，都会选择在这两处校园标志性景观前拍照留念。“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已经成为几代南开人的集体记忆，成为这座知名学府的文化符号。
（南开大学周总理雕像）
陶希圣之子陶恒生1943年至1946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南开校友，他曾评论道，“我是爱南开的”这六个字“是南开的金字招牌，南开已经不能没有它。然而，这句名言出自何典？其时空背景如何？为何用‘我是爱南开的’而不直接说‘我爱南开’？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或注意”。
事实上，在1979年马蹄湖上的那座纪念碑竣工之前，周恩来说的这六个字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这座纪念碑背面最下方，刻有一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手书的小字：“‘我是爱南开的’引自一九一九年周恩来同志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那么找到这封信，看看它的全文，坊间流传的“揭秘”此语完整版的各种段子即可休矣。
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原话怎么说？
周恩来堪称南开最知名最杰出的一位校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一再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6月中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周恩来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同学对他评价极高：“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毕业成绩仍属最佳”；“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小传》）。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决定回国求学。他从日本乘船到大连上岸，先去沈阳，后往哈尔滨，约在4月底返回天津，积极投身于天津地区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免试入该校文科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周恩来率领南开等校数千名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军警逮捕，直至7月17日被当局释放。羁押期间，南开大学校方迫于政府压力，将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开除学籍。后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终其一生，周恩来对南开的深厚感情，绝对是无可争议的。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第二排右起第七人为张伯苓，第九人为严修，第十人为黎元洪，最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周恩来。
“我是爱南开的”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天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在信中反对南开学校当局聘请卖国贼为校董，并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内容提出尖锐批评。这封信，是我们理解“我是爱南开的”原始语境的关键，故需不避繁琐，抄录如下：
（一）
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
（二）
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
（三）
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Democracy，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这封信分为三段，读来略感奇怪。其实，周恩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原信早已散佚，但留日南开同学会在收到这封信后，于5月21日将周恩来原信节录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君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当时，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冯文潜（后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恰好在美国留学，并负责留美南开同学会的工作，故而有幸保存了这封信。此后，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流逝，这封信一直被冯文潜精心收藏直至他1963年病逝。
1979年，在冯文潜夫人黄扶先的帮助下，这封信件终于被南开大学校方发现，并随着马蹄湖纪念碑的落成而逐渐为大众所知。上引即为这份节录件的全文。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我是爱南开的”一语的完整版其实是“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周恩来何故对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联系后文，周恩来的激愤显然和南开“接近卖国贼”有关。
周恩来为何批评母校？
众所周知，近代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最大的不同点即在于资金的来源。私立大学只有募集到充足的办学经费，学校才能维持运营，避免关门倒闭的命运。深知筹措经费之重要性的张伯苓曾经感叹：“盖私人经营之学校，其经济毫无来源，其事业毫无凭借，非得教育同志之负责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热烈拥护，与夫政府及社会各方赞助与扶持，决不能奠定基础而日渐滋长也！”1919年初，摆在严修、张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即将成立的南开大学四处募集所需的大笔资金。据《严修年谱》及《张伯苓年谱长编》，1919年5月之前，严张二人为了筹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见各方军政要员。1919年当年，南开即争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纯、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等人的捐款。从军阀政客那里募集资金，也引发了校内外人士不小的争议。但张伯苓认为“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粪水培育出来的”，将军阀政客的财富拿来发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当然未尝不可。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此时也对南开大学筹备一事表示热情。
《严修日记》记载，1919年2月9日，严修在北京“与伯苓、张向庚同往中央公园董事会室，甫入坐，曹润田（即曹汝霖）来访，余遂与谈南开学校扩充之议，并请伊为校董”。3月31日，严修在中央公园“同静生（即范源濂）、伯苓合请梁燕孙（即梁士诒）、周子廙（即周自齐）、曹润田商议为南开学校募捐事，燕孙主分任劝募”。4月12日，严修同张伯苓、范源濂三人到中央公园开董事会，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三人亦“同来会谈”，“梁云：南开学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认筹四十万之公债票，年可得六厘之现金利息（合二万四千元），并将拟指之姓名、机关列一清单见示”。曹汝霖等人被列为南开校董之事，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南开学生中引起激烈反弹。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血气方刚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高喊“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火烧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一时间，曹汝霖等人沦为千夫所指、名声扫地的标志性卖国贼人物。在这样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21岁的周恩来会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开校方“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南开感情深厚的周恩来会说出“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这样沉痛的话语。
“我是爱南开的”如何被校方发现？
那么，1979年，“我是爱南开的”一语又是如何被南开大学校方截取下来，刻上马蹄湖纪念碑的呢？
1979年是南开大学成立60周年，时任南开大学团委书记赵耀民被任命为校庆庆典筹备小组成员，校领导分配给他两大任务：一、在校图书馆筹建总理纪念室；二、在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总理纪念碑，让他查找出周恩来青年时期的名言警句，同时还要以杨石先校长的名义写出碑记。赵耀民领命后，组织了有校图书馆林秉贤、校党史教研室胡霭立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并开展工作。在筹建总理纪念室时，冯文潜夫人黄扶先告诉他们，她家中保存有周恩来早年留日时期写给冯文潜的信件，需要翻找。于是赵耀民等人就组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她府上查找，发现了周恩来留日时期的亲笔信，同时还找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开同学会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的那封信件。众人读到信中节录有周恩来“我是爱南开的”一语，颇感振奋，于是密而未宣，收藏起来。
南开大学马蹄湖湖心岛上的纪念碑（2014年9月胡耀摄）
赵耀民回忆：“不久校领导召开校庆筹备组会议听取工作进程汇报。等到该我汇报时，首先汇报了纪念室展出资料的收集情况，然后汇报纪念碑碑文集句情况。当时我共准备了17条，而把‘我是爱南开的’列为第一条。当我念出此句时全场欣然，纷纷问我此条的出处，我作了一番详述。主持会议的校党委副书记崔希默同志（已故）当即断然说，我看后面几条甭念了，就定这一条，于是大家高兴地一致通过。”就这样，新发现的“我是爱南开的”一语，被确定为马蹄湖纪念碑的碑文。
不过，既然周恩来原信已不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我是爱南开的”手迹又从何而来？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人遭军警逮捕后，一度被关押在警察厅，他在狱中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了《警厅拘留记》一书。这部书的手稿后来流散在民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北京一个书铺中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将其收购回来，后交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1979年，筹建总理纪念室的赵耀民等人在北京看到这份手稿后，便把周恩来的墨迹影印下来，带回学校。当崔希默在会场上询问，是否能找到“我是爱南开的”原稿手迹时，赵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来的手稿《警厅拘留记》。这份长篇手稿中，有多处“爱国”“南开”等词，众人从中分别挑出“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字的墨迹，每个字选出五六个，然后拍照放大进行组合比较，选出其中较为满意的，就成了现今流行的“我是爱南开的”正式手迹。但对一般人而言，这份拼凑出来的潦草手迹，仍较难一眼辨认清楚，再加上南开大学内的周恩来雕像正对着学校南门，不少人又将这六字戏读为“我是看南门的”。（文/胡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周恩来《警厅拘留记》手稿。图片来源：陈镜清主编：《周恩来墨宝》，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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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7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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