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周恩来当年何以在日记中记“怅望昌黎不见”

翻阅《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不难发现，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在1918年8月1日的日记中记有“昌黎”：“早醒，车已至锦州大站。由山海关改换急引车，路经昌黎、唐山、开平、古冶，怅望昌黎不见。四钟抵津，乘车归家……”当时，正在日本东京求学的周恩来，由下关横渡朝鲜海峡，取道朝鲜半岛，换乘火车经东北赶回天津探家。是日中午前后，车过昌黎，他记下这样一笔。昌黎在1907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就成为京奉铁路沿线关内的一个主要车站，前一天晚上由沈阳换乘开往山海关的火车，这一天上午又在山海关车站“改换急引车”（即换乘快车）赶往天津的周恩来，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记有“路经昌黎”毫不为怪，疑问在于他为何又记了一句似在表明一种独特心境的“怅望昌黎不见”。时年刚满20周岁的周恩来，之所以在由日本回国探家的旅途“怅望昌黎不见”，主要是因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和到日本求学期间，同一些昌黎的南开中学同学结下了比较深厚和密切的同窗之谊，并在1917年夏天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曾经到过一次昌黎，对山青水美、地杰人灵的昌黎留有深刻印象。周恩来是在1913年8月考进天津南开中学的。与周恩来同一年考入南开中学的昌黎学子有马汝骏、马梦花、张杰民、张佶、张兆楠等人，其中张佶、张兆楠与周恩来分到了同一个班。那几年，昌黎考进南开中学读书的，前前后后还有石志仁、齐守信、钱萃丰、宋毓芳、张奉祖、张昭祖、张慰祖等人。周恩来进入南开中学后，以能写善文、热心课外活动出名，入学第二年就倡导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到1916年3月又开始担任《校风》周报纪事类编辑。他在为《校风》周报编写《纪事》（后改称《校闻》）专栏时，记载了不少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昌黎学子的消息。他在1916年4月10日出版的第25期《校风》的《纪事》专栏报道中专一年级与三年一组举行联合运动会的消息时，介绍运动会的会计是比较周恩来早半年考进南开中学的马汝骏，而马汝骏以能赛跑在运动会上获得“二百二十码”第一名、“四百四十码”第二名、“半英里”第三名（后来又报道他在天津各学校联合运动会上获“半英里”赛跑第四名）；同时，又记马汝骏的同族兄弟马梦花获“拾仁”第三名、“捷算”第一名。在同年4月27日第26期《校风》周报《纪事》专栏，周恩来在报道4月8日学校举行的笔算赛速成绩时，记与周恩来同届不同班的昌黎学子张杰民（时在三年四组，为班里的竞进会副会长、英文团干事）得“三十一分”（列个人第三位首名），而张佶与周恩来和一些同学均得“二十六分”，亦在“最优者”之列。周恩来还在5月17日第28期《校风》周报《纪事》专栏，记张兆楠在三年二组（即周恩来所在班）举行的运动会上获“强队”的“跃高”第三名；张佶获“勇队”的“百码”、“跃高”第一名；并记在三年二组暨丁二班同学会举行的“三二茶会”上，“张佶君横笛独奏”。在6月5日第33期《校风》周报《纪事》专栏，周恩来在报道南开中学又一大学生团体“自治励学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下届职员”消息时，记马汝骏当选为“副会长”及演说部“副部长”。1916年夏天，南开中学有不少学生不待毕业，就乘暑假各校招生之际，投考一些高等学校的预科班。秋季开学后，周恩来在9月4日第36期《校风》周报《纪事》专栏报道“旧生出校”的消息时，记“……四年三组张佶君，均考入清华高等一年级”（升入四年级周恩来所在班改为四班三组）；又在9月18日的第38期《校风》周报《校闻》专栏，补记“四年二组同学马梦花君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记“张兆楠君考入高等工业预科”。到9月19日，周恩来又在自己写的作文《致同学钱友启》中云：“……屈指计之，朵山游美，韶华北上，竹淇南归，涤愆东渡，来白、伯曧分归文实，俪枫投入工业，合轮飞计已八人。”其中“朵山”为张佶（原名张绥祖，系张兆楠的三叔）的字，说他“游美”，是指考上了“清华高等一年级”，必定要去美国留学了；“俪枫”为张兆楠的字，他当时考取的是也在天津的直隶高等工业学校预科。1917年6月，周恩来所在班毕业离校；同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准备报考可以官费留学的东京高等师范或第一高等学校。据马梦花的堂弟马晓风在晚年回忆，周恩来在到日本留学之前去东北探望在沈阳工作的伯父周贻赓时，曾应昌黎同学之邀，在旅途中到昌黎逗留有一二日。当时，周恩来在马梦花家落的脚。马晓风记得很清楚，周恩来来到昌黎后，在南开读书的不少同学都赶来看他，并陪他一起就近游览了昌黎县城附近的小东山。当时，周恩来的昌黎之行是短暂的，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美好而深刻的。周恩来到达东京以后，从1918年1月1日开始记日记。在1月4日、3月9日、3月26日的日记中，他均记有“朵山”来信，并在3月9日记“致朵山信一”。这表明，周恩来到日本后仍与原来同班的昌黎同学张佶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东京与周恩来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是比周恩来早半年毕业离校，却比周恩来晚半年去日本留学的原南开中学自治励学会副会长马汝骏。马汝骏，字锡凡（后改写为“洗凡”、“洗繁”），出生于昌黎县城一个官宦人家，年长周恩来有六七岁，与当时在日本任南开同学会会长，又与高仁山等人一同发起建立新中学会的童冠贤是同班同学。关于马汝骏和马梦花，及昌黎的又一南开同学宋毓芳到达日本东京的消息，周恩来在1918年3月11日的日记中记有：“冠贤、铁卿来，告马氏兄弟暨宋毓芳三同学至。”也为新中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为新中学会主要领导人的马汝骏到达东京后，与在1918年5月19日加入新中学会的周恩来，交往逐渐密切。周恩来在同年3月24日的日记中有“下午同学会开会，到者二十人，欢迎新至同学马君等”的记述；在后来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关于马汝骏的记载，如“往访锡凡未遇”（4月14日）、“归来邂逅锡凡等同学”（4月26日）、“下午锡凡来”（6月12日）、“晚间锡凡、勉之来”（6月14日）、“致锡凡、乃兄片各一”（6月28日）、“冠贤、涤愆、锡凡片各一”（7月3日）、“至早稻田听锡凡演讲欧战费用”（7月7日）、“饭后见锡凡等”（7月11日）、“与锡凡交谈刻许”（7月19日）、“早起偕锡凡往车站接留美南开同学，车至四次□未见，十一钟归”（7月23日）、“早起后偕锡凡往接留美同学，至午仍未遇；午后接谦六片，告由横滨上岸”（7月24日）、“早起与锡凡、公望转横滨接谦六等，下午归来，晚各事休息”（7月25日）、“早起整顿行装，九钟至早稻田，归来购物数件；下午四钟行，锡凡、子鱼、伯安、伯涛、勉之、存斋及□□、两广诸君均送我”（7月28日，是日周恩来启程回国探家）、“致子鱼、伯安、伯鸣、矗云新中同志及锡凡等各片一，伯涛片一”（7月30日，由下关乘船到釜山，改乘火车到达朝鲜京城汉城时）等。很显然，到东京后热心南开同学会和新中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马汝骏，与同样热心公众活动的周恩来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在周恩来准备启程回国探家的前几天，为接留学美国的南开中学同学事，两人几乎天天形影不离。从日记中看，周恩来在7 月28日下午4时，坐火车由东京去下关，登上回国探家旅途时，到东京火车站为他送行的诸多学友，马汝骏是为首者。这就难怪他在第四天火车“路经昌黎”时，会“怅望昌黎不见”了。他在火车“路经昌黎”时，肯定想到了还留在东京的“老大哥”式的学长马汝骏，还有昌黎的不少南开同学，特别是上一个夏天的难忘的昌黎之行。1918年10月，周恩来又回到东京以后。与马汝骏等新中学会会友一起住进了“新中寄庐”，过起了集体化生活；待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和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美归来，路过东京到“新中寄庐”作客时，午饭就是他和马汝骏、李峰等会员自己做的。当时，周恩来生活拮据，马汝骏还几次借钱给他，并通过新中学会组织给他以资助。1919年4月，周恩来决定“回国图他兴”，临离开日本时在京都游览了“九天”，写出了《雨中岚山》等诗歌；马汝骏和童冠贤、杨扶青等新中学会会友特意与他同到京都，陪他散心。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的新中学会会员安体诚，保留了一张他们于1919年4月6日在京都的合影照片，合影时马汝骏坐在前排正中，周恩来紧坐在其左。所幸的是，这张珍贵的留影作为1927年5月在上海牺牲的安体诚烈士的遗物，得以在冀东烈士陵园保存至今，成了昌黎学子与周恩来的南开同学之谊的唯一的纪念照。当年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同学的昌黎学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均有所记载。《昌黎县志》在卷七“学绩表一”记张佶“留学美国，工科毕业硕士”（归国后成为国内著名的纺织教育专家），张兆楠“念祖子，工业专门机器科毕业”（其父张念祖，又名张倜，系“国立大学文科兼习法政，毕业法学士，清候选知县”），
张杰民“留学美国学校毕业”，石志仁“香港大学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机器科毕业硕士”，张奉祖“北洋大学工科毕业”，张慰祖“法政专门毕业”。马汝骏、马梦花、齐守信、钱萃丰、宋毓芳等仅记“南开中学毕业”，未记其他学绩；其实，后来以表字“洗凡”、“洗繁”名世的马汝骏，由日本转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后加入了国民党，曾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南京市社会局局长等职，在中央大学任教多年，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是中央大学的知名教授，并为国民政府中央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三、四届参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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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兮